法律服务调研报告（2）

在知识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如果律师不树立深钻一两门法律知识的观念，不注重形成自己的专业优势，是很难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律师执业活动中适用不正当手段违法乱纪，知法犯法，败坏职业风气的现象还比较严重。〔2〕就法律业务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外交流越来越频繁，法律服务的内容也不断增加，涉外、金融、海商事、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大量出现，这就需要一批律师专门从事高端领域的法律服务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

4、法律服务机构规模偏小，法律服务人员文化程度不高

我国法律服务机构的数量近年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普遍存在着规模偏小的问题。绝大多数的法律服务机构，包括大多数的律师事务所，仍然处在“小作坊”的层次，人数少、规模小、管理简单不规范；从人数来看，大多数机构平均仅为10多人执业。而律师事务所的性质是双重的，它既是法律服务的经营者，又是律师的管理者。〔3〕有人根据我国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人数，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档次：小型所为十人左右或以下，中型所为三五十人左右，大型所为七八十人左右，如果按这一标准，我国律师事务所大多数都是中、小型所，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规模更小。

经过对注册律师学历、教育背景等情况的调查，我国法律服务人员的文化素质不高。学历大多为大学本科学历，且一半以上为非法律专业本科，不仅如此，他们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外语水平不高、金融知识掌握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业的发展。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

1、立法缺陷为非律师的执业提供了“合法性”保障

我国三大诉讼法均规定当事人的近亲属、亲友具有诉讼代理或辩护资格，也就是说，法律允许非律师从事诉讼代理及辩护业务，但同时没有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他们可以任意地向当事人收取服务费用。受利益驱动，非律师人员从事着大量的名为无偿实为有偿的法律服务活动，而《律师法》第13条规定明确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从这条可以看出，法律赋予有权从事有偿的诉讼业务的只能是律师，其他人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和辩护业务，立法上的缺陷显而易见。

2、司法行政机关的执法空白为非律师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实践中，许多从法官、检察官职位上离任的律师，一离开原机关即开始从事诉讼业务，司法行政机关对这一部分人的执业资格控制处于空白状态。《律师法》第55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从以上法律条文可以看出，只要当事人不以律师名义进行代理，司法行政机关处罚就没有依据，自《律师法》颁布以来，因非法执业受到处罚的人极少，由此可以看出，一些相关法律服务市场监管部门难以严格执法打击违法执业行为。

3、落后的诉讼观念恶化了律师的执业环境

受我国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社会公众认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他们更愿意花钱请一个有关系的律师，这间接促使有的律师进行违规操作。律师在执业中的实际地位相对低下，相当一部分人员对律师带有偏见，认为律师就是为罪犯开脱罪责，妨碍了他们打击犯罪和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一些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排斥乃至歧视律师的现象还广泛存在，对律师的正当调查取证不予配合，甚至百般刁难。在行政事务中，尽管还存在着对律师职能的广泛要求，但律师仍然很少有机会涉足。

四、当前法律服务市场规范化管理对策

要进一步发展与规范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就应当从我国国情和法律服务的属性出发，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稳妥地推进。为此，我们应该加强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督和管理,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强化法律服务人员为全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完善不同法律服务主体业务范围的法律规则体系

目前，我国对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没有统一的立法，许多实践中执行的相关规定散见于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各部门颁布的内部文件中，规则数量繁多，制定主体不同，效力也不同，难以避免规则之间互相冲突的现象。例如，统一《律师法》与三大诉讼法对公民个人从事诉讼代理活动时能否收取费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