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玉：在韩国，试图对西方民主进行批判性接受而非机械性接受的倾向也在日益增强。即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所谓“优质民主（good democracy）”状貌究竟如何的争论。但在您的独特见解中有这么一点，即“选拔”比“选出”有更多的优点。这从优质民主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趣的。不知在中国政治场域里对“选拔”和“选出”究竟是如何理解的？“选拔”的历史背景和渊源如何？中国是如何确保精英的质量的？
张维为：中国领导人的选拔制度是中国民主制度的重要创新。我称之为“选拔+选举”的模式，它显然高于仅仅依赖选举的西方民主制度。中国有悠久的选贤任能的传统，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就有“察举”，1400年多前，隋朝有了“科举”，通过考察和考试来选拔官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人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现在我们说“治国必须靠人才”，这些观念早已是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格格不入。中国的最高执政团队，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乎都担任过二到三任省长或省委书记，治理过上亿人口的地域，管理过超大规模、超复杂的经济体，然后才担任现在的职务，所以中国今天最高执政团队的经历、素质、能力明显高于西方普选产生的政治人物。我多次讲过，中国这种体制，虽然还可以继续完善，但已经可以保证不会产生美国小布什这么低能的领导人，我也说过，台湾马英九的工作能力还不如上海的一个区委书记（上海有16个区）。当然，我们选贤任能的模式还可以继续完善，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与西方大众民主模式进行竞争。其实，美国模式1965年才真正成型，中国模式1978年才开始真正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两者都是新生事物，不妨继续竞争下去，我更看好中国模式。
李熙玉：一般认为“制衡（check and balance）”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不知这一原理在中国政治当中是如何体现的？
张维为：中国自己政治传统中权利制衡的历史就源远流长。从泛义的制衡看，孔子2500年前就说过，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就是中国人的“契约论”，政府失去民心，百姓可以揭竿而起，这比卢梭的“契约论”早两千多年，对统治者是一种巨大的制衡。从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安排来看，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制衡，有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和制衡，中共中央政治局实行的是集体领导，这也是一种制衡，重要的决定需要投票，总书记也只有一票。像小布什那样一旦当选就可以随意地发动两场不明智的战争，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是难以想象的。这两场战争给美国，给阿富汗，给伊拉克带来的都是灾难。中国政治体制还包括了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一个现代政治制度不仅要能够制衡，还要能够形成共识做大事。制衡是保底的，是防止出现最坏的局面，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人所说的“下下策”，中国制度安排已经有了这样的安排，但我们还有“上上策”的安排，也就是能让优秀的政治家做好事做大事。西方制度这方面很欠缺，美国政体已经成了福山先生所描述的“否决政治”，导致了美国国力的直线下降和美国民众的利益直接损害。中国的制度安排把“上上策”和“下下策”结合起来，这对西方制度是一种超越。
李熙玉：在最近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历史上可谓首次，在目前这样的时期提出“依法治国”这一主题，不知有何含义？有部分人对其“可持续性”表示怀疑，在您看来习近平主席贯彻这一主张的意志究竟如何？
张维为：依法治国是应运而生的，因为中国崛起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已经非常复杂，唯有依法治国，才能真正解决好。这是中国治理体系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过去两年的情况已经表明，习近平是个做事十分认真的人，他提出的要求，他会严格地督促落实。今天的中国是幸运的，我们是政治家在领导国家，不是西方模式下的政客治国，政客治国特点是开空头支票，言行不一也没有关系。政治家治国的特点是有担当，一诺千金。另外，一定要注意，我们讲的依法治国不同于美国的法治，美国的法治几乎演变成了律师治国，结果律师自己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社会治理的成本变得异常昂贵，有钱人可以雇佣更好的律师团队，结果是缺乏真正的社会公正。中国探索的法治国家就是要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以确保更多的社会公正和更低的治理成本，这也是我讲的对西方模式的一种超越。
李熙玉：不知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梦”？很多人开玩笑认为有关“中国梦”的解释并不明晰，如果需要您对国外的中国研究者做简单易懂的说明的话，不知道您将如何解释“中国梦”？
张维为：如果和美国梦做一个比较，也许可以说的更清楚，在狭义的层面，中国梦和美国梦没有太大的差别，大多数中国人相信通过诚实的劳动，自己的生活可以变得更美好，过去30多年中，至少已有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中国人实践了这样的梦。但在政治层面，中国梦和美国梦存有相当的差别。美国梦强调的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安排，特别是美国人自己界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保证了生活版美国梦的实现，而政治版的中国梦则强调“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整体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最佳途径。但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中国梦似乎已经比美国梦更精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3年2月曾在《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揭示，‘美国是机会之地’的说法只是个神话。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他认为美国男性的中位实际收入还是1989年的水平。
与美国梦一路下滑相比，中国梦则展现出了强劲上升的势头，这个趋势还可能继续下去。仅就物质生活而言，过去20年，多数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而家庭资产减少者不在少数。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这段时间里，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与美国人口相当的发达板块，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如果生活在这个板块的中国人，过去10年或15年内移民美国的话，今天他再回到家乡，他会强烈地感受到中美两国命运的巨变，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李熙玉：最后，想烦请您简单寄语《成均中国观察》的众多读者。另外，可能的话也请您简单谈一谈来成均中国研究所参加此次会议的感受？
张维为：希望《成均中国观察》的读者能够通过这本杂志看到一个更全面、更真实的中国。也希望《成均中国观察》能为促进中韩两国更多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我参加了这次成均中国研究所的会议，感觉很好，我们友好坦诚地讨论了大家所关心的各种问题，见到了一些老朋友，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我真诚地感谢您和您的团队为这次会议的成功所付出的努力。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556号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