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有责任感的“质量型智库”

培养有责任感的“质量型智库”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核心提示: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

◆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

◆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

◆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培养有责任感的“质量型智库”

郑永年,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出版《通往大国之路》《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为中国辩护》等多部专著。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

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

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

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

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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