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开拓者，他以决策者、指挥者、实践者的身份，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参与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亲自实践或者直接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动；他重视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1949 年 11 月，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把外交学中国化”的口号。他在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与此有关的外交斗争及其这以后的停战谈判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52 年 4 月，他深入地总结了两年多来外交工作的经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世界局势给予了科学分析，认为当今世界应划分为两大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三类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并明确指出：世界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其中，“同我国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现在不仅形式已经改变，有自己的国会与政府，同时人民的觉醒也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改变过去对殖民地的一套办法，而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他特地提醒搞外交工作的同志：“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

基于上述认识，朝鲜停战后，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国际局势相对和缓的时机，经中共中央决策，大力推进并发展和平外交政策，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1953 年 12 月，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考虑以此原则处理中印两个接壤大国的双边关系。在 1954 年 4 ～ 7 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与会各国的力量对比，主张制定适中的方案，采取积极争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成功地利用英法与美国之间以及美国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矛盾，采取集中打击并孤立美国及法国好战势力的外交策略，克服重重困难，以适当让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使一度已经很渺茫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变成了现实，会议终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而胜利闭幕，从法律上排除了美国势力进入印支、扩大战争的可能，为这一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了基本条件。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和平共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通过这次会议的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作为指导整个国际关系和解决各种国际争端的普遍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同样是基于上述认识，周恩来再一次敏锐地抓住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已经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没有西方国家、没有当时主要世界大国参加会议的时机，在万隆会议上，继续大力推进并发展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笔者想就万隆会议的情况，谈谈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以及万隆会议的历史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