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3）

二、“求同存异”，大力推进新中国的和平外交

为了使万隆会议达到预期目的，从 2 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研究、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于 4 月初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参加万隆会议的方案。方案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指出：我们在万隆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围绕总方针，方案就与会各国共同关心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殖民主义、促进经济合作与发展等 11 个问题，提出了我国政府的主张。同时，方案强调要注意会内会外的配合，视当时具体情况相机应变。

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导下，周恩来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 4 月 18 日，会议隆重开幕。会议开始后就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甚至还有人打着反共旗号向中国挑衅，会议气氛极为紧张，局势十分复杂。周恩来镇定自若，坚定沉着。他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忠实地贯彻执行这一外交政策的新中国外交风格，并以“争取团结，避免争吵，寻求共同点而不强调分歧点”为基本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和办法，就能排除各种干扰和破坏，就能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措施和办法主要是：

第一，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结束争论，达成共识，加强亚非国家间的团结。

4 月 19 日，有人在大会发言中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发言散发，并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起草了补充发言。周恩来走上讲台首先就明确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这一铿锵有力的声音、表明立场的坚定态度，使会场气氛顿时好转。接着，他提出并深刻地阐释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应该将我们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

为了使亚非国家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消除一些国家对我国的疑虑和恐惧，周恩来还以有力的论据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所谓害怕中国“共产主义威胁”、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等问题是不存在的。他说：“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总共“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所受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中国人民，“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他进一步强调：“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国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我们承认，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但是，新中国绝不会利用华侨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相反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讲话结束时，周恩来真诚地说道，“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但是，“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周恩来的这一席话，是对新中国关于“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最为妥帖的运用，获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赞扬，使其他亚非国家认识了新中国同它们友好合作的诚恳与善意态度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看清了新中国奉行的确实是和平外交政策。就连最初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这样，求同存异的方针开始为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接受。

这之后，各国代表相互间和善了，努力按照求同存异的方针去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22 日，在政治委员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有的则以种种理由不赞成采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和五项原则的数目。周恩来认为，讨论和确立亚非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原则是亚非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亚非各国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应该达成一致的协议，至于协议的提法是可以变通的。 23 日，他在大会发言中以平等协商的口气讲述了自己的意见，说道：为了团结反帝，亚非各国“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共同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接着，他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变通提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 1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2 ）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 3 ）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 4 ）承认种族的平等；（ 5 ）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6 ）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 7 ）互不损害。同时，他采纳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周恩来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结束了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论，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共识，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并且写进《亚非会议联合公报》中，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从而加强了亚非国家间的团结。

第二，阐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澄清被歪曲的事实真相。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但是中国的内政却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干预，它极力歪曲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事实真相。因此，会议期间，许多国家很关心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局势。有的国家对于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不甚了解，存在糊涂观念。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耐心地阐明了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明确表示不要求会议讨论。因为，进行讨论，“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在会外，周恩来同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又就台湾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不同性质而又互相关联的方面：（ 1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 2 ）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是国际问题。他又说：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解放台湾的方式有两种，即战争方式或者和平方式。只有在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后，台湾的和平解放才有可能。中国人民和平解放北京、新疆、西藏就是范例。这时，巴基斯坦总理问道：和平解放台湾后，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将军？周恩来回答：完全可以。随即，他发表声明表示了中国努力维持世界和平的真诚愿望，强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顷刻之间，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和声明震动了万隆，并且很快波及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以及世界舆论的理解、欢迎和支持，还导致了以后的中美大使级谈判，为世界局势的缓和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进行广泛接触，增进了解与友谊，谋求亲善与合作，建立友好与睦邻关系。

在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指出：“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应该珍惜它。为了增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相互了解与友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关系，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与中国已建交还是没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周恩来都积极地在会内和会外与之接触，探讨相互间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消除隔阂。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 27 个国家的代表进行过接触（因时间关系，未接触的国家只剩 1 个），并都收到了显著效果。周恩来在同印尼政府领导人的接触中，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平等协商，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旧时代遗留给新中国的这个繁难问题的合理解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为新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榜样，使他们看到中国政府和人民是诚心诚意地愿意同邻邦世代友好下去的。因此，亚非会议闭幕的第三天，缅甸总理吴努就对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感叹道：我深信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相反，中国却受到了美国赤裸裸的公开进行颠覆之害。

同时，周恩来时时刻刻注意到尊重小国，平等相待。会议闭幕的当天，五个发起国宴请周恩来。宴会前半小时，他说，我还有一个活动。于是带着礼宾司司长赶在这个宴会召开之前去参加了一个小国的酒会。这个国家的代表团虽然事先邀请了周恩来，但当知道五个发起国要在这时宴请中国代表团时，都以为周恩来不会出席他们的酒会了。周恩来的到来，使他们感到非常意外，感慨不已。

第四，提出开展经济、文化合作，强调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独立后，还必须实现经济独立。

开展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合作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也是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争取实现的一个基本目标。一个国家的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基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必须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否则，就不可能做到国家的完全独立。

为了引起亚非国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周恩来在书面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只有这样我们亚非国家才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因此，“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周恩来还高度重视国际经济关系，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他说：为了消除亚非国家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但是，这一“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在亚非会议分组会议讨论经济合作问题时，中国代表团根据以上精神，再度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亚非国家在努力建立独立自主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主张，强调亚非国家相互间的经济合作是有光明前途的。

上述切合客观实际的措施，较好地消除了亚非国家间，特别是中国同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疑虑和隔阂，并且使亚非国家达成了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