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新观察、新思考（2）

出口部门从强势增长变为弱势增长，出口导向发生逆转，对整个国内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制造业和一些资源行业，内需市场和外需市场紧密结合、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在金融危机后，情况完全改变。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钢材产能超过10万吨左右（包括粗钢4.8亿吨左右），原本的市场规模预期和设计，绝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而是放眼全球钢材市场的——当然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前的10-15年左右时间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钢材需求量极大，大大激励了国内产能扩张冲动。2009年后，新兴市场国家整体疲软，钢材外需市场大幅萎缩，内需市场又早就产能过剩，两头挤压，结构问题爆发。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影响之二：4万亿投资有效抑制了经济急速下滑，也最终把产能过剩和房地产虚涨的矛盾捅破了。

2008年底爆发金融危机，对全球市场国家的政府都是严峻考验，中国也不例外。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增长下滑，从2008年四季度的9%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1%，按此下降幅度，三个季度后就很可能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大多数市场国家都难逃此劫）。为了遏制下滑势头，中央政府启动刺激总需求的一揽子调控政策，其中有两个撒手锏，一个是4万亿中央财政投入，一个是新增信贷9.7万亿，核心是4万亿投入。应该说，4万亿投入很有成效，功不可没，经济增长在2009年二、三、四季度就分别回升为7.9%、9.1%和10.7%。在当时全球经济一片惨淡之下，中国创造了一个复苏奇迹。

但是，4万亿投资的调控政策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央4万亿投资的实施过程非常急迫，省略了可行性研究，只要能迅速拉动GDP增长的项目都可入围，各地政府乘势大上项目、大铺摊子。中央财政投入4万亿，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投入18万亿，这个空前规模的政府投入22万亿，积极地推动了高铁、高速公路等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但同时也把钢铁、电解铝、水泥、光伏等一批本来就产能过剩的产业部门，搞得供求矛盾非常严重了。

同时，新增信贷9.7万亿也是空前规模的货币量宽政策。为了匹配4万亿投资，2009年下半年广义货币M2连续6个月增长高达28-29%左右。这么多资金到哪里去了？中央政府的预设目标是实体经济，但实际货币流动过程非常复杂，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大量信贷资金流到债券市场，把股市几乎炒爆，更糟糕的是大规模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把大城市房价吵得天翻地覆，成为这一轮高房价和房地产泡沫积聚的重要原因。

二、经济新常态和增长减速的内因

是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经济新常态和增长减速的内因，是国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1978年，中国人口9.63亿，GDP总量只有1350.1亿美元，人均GDP 140.26美元，国家财政收入419.36亿美元。\[6\]2014年，GDP总量超过10.4万亿美元，翻了77.04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规模发生了历史巨变的国家经济体，发展环境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总体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已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支撑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大幅递减；二是传统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

1.支撑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大幅递减，发展成本上升同投入产出水平提高极不对称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是人工成本低廉便宜、资源环境低偿耗费、土地资源大量提供，概括起来是三个红利：人工红利、资源红利和土地红利，现在这三个红利已大幅递减，接近拐点了。

人工成本优势主要依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供给，到2006年底，全国70% 以上农村家庭已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可持续供给劳动力市场。2012年，中国劳动力社会供给总量出现净减少，当年供给总量减少340万人。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分析，2004-2013年，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年均增速11%，美国为2.5%，中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3美元，美国36美元，但后者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20倍以上，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差距到2020年将基本消失。根据各方面预测，目前我国45种最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中，2010年保证需求的已剩23种，2020年将只剩6种，那时保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必须依靠大量外汇购买。国内土地成本也早已大幅上升，仅以2011年同2009年相比，土地出让金总收入增加了19201.48亿，增长率137.50%，但征地拆迁补偿增加了18449.39亿，增长率为365.13%。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天花板。从各方面综合分析，发展正面临自然承受力和社会承受力的双重临界点。（1）中国碳排放2011年占全球比例28%，排位第一；（2）中国已进入水资源红色预警，全年缺水500多立方米，缺口超过8%，地下水已占总供水量18%，北方地区的65%生活用水，50%工业用水，33%农业用水来自地下水，河北74.5%靠地下水，有些地下水采到化石含水层；（3）还有大量没有揭露出来的深层次隐性污染，例如国内最大水污染源不是工业而是农业，根据第一次中国污染普查公告，在全国水污染总量中，农业氮、磷排放分别占57.2%和67.4%。

2015年国家正式颁布《生态保护法》是一个重要标志，中央政府将实施一系列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中国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付费期”开始了。

以上揭示中国经济比较优势大幅递减，发展成本大幅上升，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不可解矛盾，关键问题在于，发展成本大幅上升，同在发展过程中投入产出水平的提高，很不对称。仅以2012年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电耗为例，虽然统计上有17个电耗下降，12个电耗上升，1个不变，但进一步细察就会发现，17个电耗下降非常微弱，其中5个下降仅0.1-0.6%，7个下降1.5-3.9%，只有4个下降大于4%，而电耗上升的幅度很大，其中2个上升15-18%，4个上升4-6.8%，占上升比重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