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新观察、新思考（4）

三、增长减速和新常态的重要原因

是宏观思路主动调整国内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结构问题遇到了非常突出的矛盾，经济就一定减速吗？我认为也不是。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只是增长减速的充分条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这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宏观思路的主动调整。

1.调增速并不是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唯一选项

为了稳住经济下行势头，政府可以继续选择凯恩斯工具箱的操作，例如大幅放松货币总量，把M2的增长提升至20%以上；房地产的信贷调控闸门全部放开，鼓励资本炒作，放任房价高攀；财政赤字也大有提升余地，比如可以从2.3%提到3%；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全面放开……，这样做经济下行立马可止，增长水平会很快突破7%，上升到8%乃至更高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看到，本届政府选择了新的宏观思路，调控轨迹变了。

本届政府一再强调，稳住宏观底线，不搞大规模刺激方案，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主线是转变发展方式，着力点是调整经济结构。依照我的观察，本届政府的宏观思路有五个要点：（1）合理下调增长预期指标；（2）强化矫正经济结构扭曲；（3）谨慎使用总量刺激手段；（4）社会就业作为核心指标；（5）深化改革创造新增长力。在这里，具有核心意义的是下调增长预期指标，明确提出“中高速增长”，并确定指标下限为7.5%左右，底限为7%左右。

为什么要下调增长预期指标？已经有很多解释，我认为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政府积极理性试错，让现实增长率更加符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行为。

2.潜在经济增长率、7%左右和政府积极理性试错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充分配置下达到的最优增长率，资源包括自然、人力、技术、管理要素，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关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或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很多学者早就提出现实增长率过高，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但怎样合理确定潜在增长率？却是一个长期争论而从无共识的问题。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一个最简单计算办法，就是GDP长期平均水平。然而这个算法在中国经济环境中似乎不太靠谱，例如1991-2012年的GDP年均增长为10.93%，1980-2014年的年均增长为9.79%，这两个参照系数值都显然偏高。

从现实增长率向潜在增长率靠近，实际上只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谁都无法知道真实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到底是多少，只有通过试错，逐步向其靠近，本届政府的探索、尝试很有新意。第一，选择长期就业水平而不是长期GDP增长水平，作为衡量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参照系指标。决策机构测算国内长期登记失业率为5%左右，以此基础测算GDP预期增长的下限和底限，分别为7.5和7.0%左右。这种政策设计无论在学理或是实践意义上，对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都很有价值。第二，更加积极、主动、果断地理性试错，2014年预期增长指标7.5%左右，经过一年运行，综合评价各方面情况，2015年果断下调为7.0%左右，这就是积极理性试错行为。7%左右的GDP 增长，同潜在增长率的偏差值有多大？是否需要继续试错调整？政府并未定论，还有调整弹性，这就是进步。

3.经济下行和新旧增长力“快打慢”效应

经济新常态下，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2015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发电量、制造业PMI等重要宏观指标，都在低微增长区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为负增长。为了稳住增长，中央采取一系列再造微观基础和激发新市场活力的政策举措，短期内看好像不太见效，非议之论颇多，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新旧增长力“快打慢”效应在发生作用。首先是原有增长支点在强化结构调整中弱化，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快，例如制造业和能源产业大量过剩产能，强化减产导致投资增长下降；又如一向蓬勃扩张的房地产业，由于行业虚张、资本过度炒作和泡沫化趋势扩大，在货币总量和信贷政策趋紧下，投资增长也在放慢。另一方面，政府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支点和经济新引擎，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较慢，例如结构性降税普遍降费激励市场活力、金融政策调整向中小微企业融资倾斜、扩大重要部门的民营资本比例、政策改进加大内需消费拉动，以及加快实施三大战略，等等。这就产生了新、旧经济增长力的“快打慢”效应，一个快、一个慢，很难避免经济生活中出现骤变性问题，如某一时期增长下降过快甚至失速，某些行业的运行损失较大，某些部门的转型发展短期无解，等等，出现经济阵痛期。稳增长和调结构如何协调面临考验。

2015年，是经济新常态下坚持新的调控思路，力争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两方面协调、平衡的关键一年。能否稳住7%？怎样稳住7%，难度不小。现在社会各方面对稳增长的问题特别关注，对政府能否通过适度刺激政策抑制经济下行的预期特别关注，对政府调控机构是否还有足够的稳增长政策储备特别关注，但我个人认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有定力，越不能眼睛只盯住稳增长，越要全面坚持新的调控思路不动摇。为了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稳增长，政府当然要注意把握结构调整的力度与节奏，特别是不能无预备方案消减产能过剩，更积极地尝试使用符合市场规律的刺激手段。然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怎样的经济阵痛，只要没有发生颠覆性的事机，没有出现严重冲击7%左右的底限，就应该坚持既定调控思路，决不能稍有风吹草动，就轻易搬动强化扩张财政和货币刺激的杠杆，创新回到老路上去了。

进入2015年后，为了重振经济增长，许多地方政府都在酝酿新一轮庞大投资计划，仅沿海某省上报国务院的项目就有3520个，涉及投资约7万亿，其规划的自贸区面积为上海的19倍。这种情况说明，增长方式是有惯性的，回归增长惯性比增长减速更可怕。如果2015年的经济增长7%，仍然主要依靠国家大项目、大投入的支撑，仍然主要依靠不断宽松的货币政策扶持，仍然主要依靠房地产重新大幅扩张的力挺，那就说明，新的调控政策失效，新经济常态失败。在这里，市场出清是一个很好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