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莹：中国古代艺术（下）（3）

（三）中国绘画共同的审美原则

中国的绘画也有自己共同的审美的原则。

第一，散点透视的美学原则。就是不受一个固定观察点的局限，表现作者想表现的任何东西。也就是把作者的思想迁入对象之中，以深切体会对象的情感和状况，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通过这种手法，重在表现对象的精神气质，其优点是灵活性大，可以把不同空间和时间内出现的相互联系的事物完整地表现在一幅画内。而西洋画多采用“焦点透视”法，画面上只能有一个固定的观察点，描写视力以内的景物，近似于摄影，立体感、真实感强。但中国画确实不是这样的。

第二，以大观小，以小见大，即“神仪在心”。要求画家站在一个宏伟的高度，以大观小，一目了然。然后把心中的构图在图画的精神仪态上表现出来。唐代吴道子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把嘉陵江300余里山水风光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了出来，这就是因为他饱览了当地风光而胸有成竹、神仪在心的缘故。

第三，遗貌取神。就是说绘画不仅着重形似，更着重神似，而且神似比形似更重要。为了取得传神的效果，必要时可将所画对象的形貌进行变异，苏东坡的《论画》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如宋代仕女图，就很夸张地把女子的画成柳叶眉、杏仁眼、樱桃小嘴一点点，把旧式美人的神态和阴柔之美显示其中，这就是遗貌取神的原则。

第四，游目式的笔色墨。中国画的深度是靠线条的浓淡枯湿来形成的，因为它是散点透视，色彩不能像西方的绘画那样非常丰富，而且变化比较多，色和色之间不能相互影响，所以中国的彩画体现了强烈的平面色彩，但是中国画的深度空间使画家意识到了光的作用。中国式的光效不是依靠描绘物体的光和物体上的色彩受光的影响所起的变化来显现出来的，而主要是用水墨画当中的墨色的深浅来表现的，这和西方的绘画强调色调的明暗是不同的。

中国绘画是中国的四大国粹之一（国画、京剧、中医和武术是中国的四大国粹）。中国绘画以其独特的艺术性和绚丽多彩的民族特色矗立在世界绘画的大舞台当中。    

三、音乐艺术

（一）中国音乐历史沿革

中国音乐的起源以关是从古书上看到的记载。不少古书记载了远古时期祭祀、宗庙、大典仪式上“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的场面。近几年，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已经证实了古书上关于音乐的记载是属实的。1993年3月28日《光明日》报有一篇张居中写的《中国第一笛》文中说，河南舞阳县发现了十八支音孔的骨笛，经考证这些骨笛距今已有八千多年。经测音，这些笛子已具备六声或七声音阶结构。用来吹奏《小白菜》（河北民歌），声音脆亮动听。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中国音乐起源于六千年至八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当然，我们下这个结论，决不是仅仅以几支骨笛为依据。

我国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大量原始社会的埙。埙是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在远古时代，埙是作为一种主要乐器而存在的。埙的形状有：管状、橄榄状、鱼状、圆锥形等。其顶部皆有吹的孔，音孔一至六个不等。按质料可分为陶、石、骨、玉四种，以陶埙为最多见。近几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发现了相当数目的埙。出土最早的，是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椭圆形一音孔陶埙。西安半坡发现了两件一音孔陶埙，经测音，可吹出小三度音程。发现最多的是甘肃玉门，共出土20多件，均作鱼形，其中有9件为三音孔，经测定可吹出四音。在河南郑州和安阳出土不少远古期的埙。由此可见，我国的音乐起源于远古时期，主要乐器的埙和骨笛主要是在各种仪式上演奏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音乐形成了独奏的体系。春秋战国音乐已相当发达。据史料记载、依据传世与考古发掘的乐器，这时的乐器以有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拨乐器几类。打击乐中，有铜鼓、木鼓（以动物为皮革）、铙、磬、钟，尤其是编钟的工艺是非常高超的。

1978年3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批古乐器，其中的编钟轰动了中外。此套编钟共64枚，是战国时期发现最多的一组编钟。编钟分上下三层，上层编钟19枚分三组排列，中下两层是编钟的主体，也分三组。经过专家测定，这套编钟总音域达五个八度之广，十二个半音齐全，可以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音乐界人士曾完全用出土的这套编钟，奏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编钟出土证明古代音律发达，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依照中国特有的七音阶十二律制造了编钟，比同期西方的音律发达，后来落后了主要是因为没有把音律符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