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互动是史学发展的动力（3）

史学与时代互动形成优良史学传统

在时代孕育史学和史学滋养时代的辩证关系中，积两千多年的发展，我国史学逐渐形成自身的优良传统，如人本主义传统、史学审美传统、史家修养传统等。这些优良传统，经历代史学家的阐发不断丰富了原有的内涵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当下，我们要从时代与史学的互动中推动我国史学发展，尤其要注意弘扬以下三个传统：

追求信史的传统。孔子告诫学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是强调“信”的重要，做人如此，治学也是如此。《穀梁传》明确指出：“《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表明孔子的《春秋》讲求信史原则。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讲求信史的传统，故其《史记》被后世学者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南朝刘勰作过这样的概括：“文疑则阙，贵信史也。”此后，史学家们对讲求信史原则作了多方面的阐述与研究：从史学传统上进行论述的，有刘知幾《史通》中的《直书》与《曲笔》；从理论上进行论述的，有宋代史学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阐明“事实”在历史撰述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文献的利用与抉择上进行论述的，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从历史与史学关系的辨析上进行论述的，有清代考史学者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崔述的《考信录》等。钱大昕说得好：“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这几句话，反映了我国史学家追求信史的传统和信念，我们应该将其发扬光大。

经世致用的传统。这个传统反映了我国史学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发端于春秋时期：楚庄王时，大夫申叔时主张以春秋、世、诗、语、故志、训典等历史文献教导太子，是较早论历史教育的记载；楚昭王时，左史倚相能以“训典”辅助政治，使楚王“无忘先王之业”，左史倚相被誉为楚国之“宝”。育人、辅政，这是史学经世致用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孟子看来，春秋末年社会动荡，“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种说法虽然有所夸大，但反映出以史学经世自觉意识的提升。不论是以“述往事，思来者”为宗旨，还是有感于“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以及明确昭示所撰史书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目的，都贯穿着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和传统。史学之所以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是因为史学内容丰富而且视野恢廓，所述上下古今而与现实多有联系。清人王夫之盛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认为：“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史学有如此的功能和魅力，故其经世致用传统源远流长。

忧患意识的传统。清代思想家、史论家龚自珍有一句名言：“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自珍这话，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史学所具有的鲜明的忧患意识。他说的“三千年史氏之书”，应是从《诗经》《尚书》时代以来的全部史书，其言可谓伟矣。当然，龚自珍有这种认识，显然同他处在鸦片战争前夜的历史形势有关，他是一个社会危机的先觉者。但他强调“史氏之书”，说明他又深受历代史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惊心动魄的。首先，史学家们所叙说的周、秦、汉、唐、宋、元、明这些盛大的朝代，都曾经有过自身的辉煌，但都不能免于衰落、败亡的命运，其原因何在？清朝虽有“康乾盛世”，也已经成为过去，清朝的历史命运将会怎样？这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其次，历代史学家写出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嘉言懿行”，尽管他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命运，但他们的思想与事迹显示出了对社会的关注和对历史前途的认识所凝练成的忧患意识，打动了当时的一些人，感染着一代代后人，使精神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对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再次，许多史学家自身的忧患意识不仅浸润在他们的历史撰述中，也往往通过他们表达的撰述意图和有关言论，给时人与后人以深刻的启迪和不尽的思考。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两千多年后，龚自珍把这种忧患意识从史学领域作了精辟概括，揭示了我国史学这一优良传统的积极意义，这对今天史学发展仍有启发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