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导向式评价机制提升科研资助效率（2）

二

实际上，“科研消费主义”盛行并非由于研究人员道德水准不够、职业素养不高，而是因为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出现了系统性偏差。目前，在评价科研人员绩效时，有很多单位和机构往往采取一个“核心”指标——“科研经费数量”。也就是说，一位科研人员，他拥有的科研经费越多，其“绩效”越高，这是一种典型的“投入”导向型评价。这本质上是以“绩效”的名义助长科研消费。在评价制度已经发生扭曲这一根本原因之下，我国科研项目低效还肇源于几种由评价扭曲引致的科技研究领域价值观、世界观的异化。

将勤俭节约扭曲为“课题拜物教”式的科研消费主义。由于评价中严重的投入导向，每个研究机构盲目攀比“课题数量”、“科研经费额度”，这使得很多科研机构也不愿严格核查经费的去向，甚至默许大家在预算截止前突击科研消费，这就使得我国本来在制度设计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多快好省进行科学研究”的初衷成为了泡影，使得结果导向、绩效导向的科研资助变成了鼓励消费的“课题拜物教”。这种方式以课题申请成功论英雄，而非以研究结果定输赢，本质上是消费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体现。

将科学设计、科学预测变成了“科学空想”。在“课题拜物教”的导向下，有些单位和研究者都将获得课题作为第一追求。在项目申报中，往往将研究目标、技术路线、预期创新等描述得尽善尽美，极尽各种科学“幻想”之能事，设计出很多看上去很新颖、很前沿、很超前的研究目标。这种申请书空想、臆测的成分更多，可实现性极差，其设计的根本目的只在于用看上去尽善尽美的“科学空想”获得公共财政资助。

将科研中的公共受托责任转换成了分配性努力。诺斯认为，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进行分蛋糕的努力，且往往能够成功，这就是“分配性努力”。由于分配性努力的恶性作用，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财力从生产科学知识这种生产性努力，转移到了通过不正当手段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这种分配性努力上。它又进一步扭曲了科研经费的配置，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

将“社会的良心”转换成了完全的“自利经济人”。中外有很多人都认为学者是“社会的良心”。在这种隐含假设下，各种基金拨付大量经费给课题项目主持人，并在经费使用上赋予主持人高度的“自由裁量权”，以便主持人能够发扬“多快好省”的奋斗精神，对公共资金担负受托之责。然而，我们发现，某些学者“社会良心”的假设明显出现了异化，他们本质上还是“自利经济人”，“套利行为”随处可见，使得课题经费被浪费甚至挥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