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需重拾天下情怀

一带一路、亚投行、新万隆精神，中国在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在相应地承担着自己的大国责任。历史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只看到本民族的国家，而始终具有强烈的天下意识和天下情怀。中国经济已经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正在走向世界。作为文明型国家，我们不仅要能够包容天下，还必须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天下为怀”的境界，回馈整个世界。

当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都会形成自身的大国战略，大国战略首先不在于其具体内涵，更在于其国家定位。英国全盛时期有日不落帝国的定位，美国自始至终有“美国例外论”的论调；现代中国常以“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为号召。确实，现代国家的建立伴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兴盛。“民族国家”体系被认为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特征，只是这样的概念有其局限性，以此来涵盖中国这样具有文明类型特质的大国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大国要有恰当的国家定位。

近代中国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以进入所谓的“世界体系”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民族”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歧义性，其中既有民族、又有族群甚至隐隐还有“种族”的意味。基于强烈血统关系的民族观念、种族观念，都是中国传统所拒斥的。尽管民族或族群的差异有其人类学基础，在中国历史上，这从来没有成为组织国家的政治原则。“中华”或者“华夏”这些自我认同的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明教化概念，一种文明归属，而不是族群归属。中国古代确实讲夷夏之辨，但更强调“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丝毫没有偏狭的种族意思，更没有强烈的排外情绪，重在道德教化和文明程度，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传统。

在现代，中国是被迫接受“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化过程由于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以及船坚炮利的入侵，中国传统所固有的“天下”观念，在近代逐渐被压缩成一个“民族国家”概念，这在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中看得尤为分明，美国学者列文森也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其积极意义，让中国人意识到世界之广大，世界文明之丰富。这种民族国家的“转化”似乎是现代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的崛起”的说法得益于近代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认同感和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胸怀被迫转化为一种民族意识，似乎又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使中国文化价值的伸张受到极大限制，“民族国家”的价值形态在中国会遭遇诸多尴尬。

首先，民族主义的话语人为地强化了文化的隔阂，狭隘的民族意识得以人为地加强。在中国传统中的普世性文化关怀却没有办法得到伸张。中国的面积略小于欧洲面积，文化的丰富性一如欧洲各色的样态，欧洲的民族是在彼此区隔中确立的，而整个欧洲文明则显示出普世主义的特色。中国文化传统亦始有“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念，梁漱溟曾说:“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向来是一视同仁。”

其次，狭隘的民族概念在文化上产生的自我矮化的作用。在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进入所谓的“世界体系”后，在文化心态上付出了极大代价。这种心态预设了一个更高的世界标准，凡是中国的，都是特殊的；凡是国外的，则是世界的。于是，就有了“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之类的说法，把强势文化看作普遍原理而加以认同，自己整合出来的无非是较西方世界次一等级的东西。

最后，无法面对多民族的国家状况。狭隘的民族论完全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以这种方式很难想象如何维系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当放弃了中华文明的普世性的特质后，就失去了文化的普遍感召力。一种对民族的狭隘理解可能直接导致国家的分裂，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就会激显出来，基于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观念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会形成一系列挑战。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在于它以文化的名义行事，其实质却是政治性的。事实上，民族国家的观念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的文明形态来说，是完全不适合的。

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显然不适合中国这样具有文明特征的国家，这种源于西方彼此区隔，基于族群差异的概念，对于中国这样包容性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极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