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中间道路”与“主权换治权”的历史批判（2）

和平解放埋葬“变相独立”的梦想

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和平方式解放西藏。昌都战役后，噶厦派人给昌都的阿沛·阿旺晋美送来与我军在昌都和谈的委托书。阿沛回忆说：“这个委托书的主要内容是，可以同共产党建立关系，但不能放弃‘西藏独立’。西藏当局想与中央保持国民党时期那样的关系。” 以后，中央决定在北京进行和谈。阿沛回忆：达赖喇嘛和在亚东的噶厦，通过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商议后发来电报，决定去北京同中央进行和平谈判，并正式委派我为首席和谈代表和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由昌都直接去北京。”阿沛等从昌都出发，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从香港到北京。“他两人带来了达赖喇嘛和噶厦关于和谈的委托书，委托书分内部掌握和公开谈判两种。对外的口径是，藏汉之间只有深厚的施主关系，现在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我们祝贺这个政权昌盛等，但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部口径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外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部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但不能同意派兵到界。中央驻拉萨的代表及其工作、服务人员，总数不可超过百人左右。警卫由藏军负责。” 这些口径完全是西姆拉会议以来西藏地方一直坚持的“主权换治权”的政治观点。

因此，和平谈判时，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是整个谈判的核心问题。李维汉着重说明解放军进藏的必要性：“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军进去保卫国防，这一方针是不能改变的。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又不欢迎强有力的解放军去巩固国防，岂不是矛盾吗？”

按照“十七条协议”及其附件一《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布进军训令，从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西康方向的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十八军前方部队；青海方向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云南方向的十四军；新疆进军西藏阿里的后续部队先后到达拉萨，进驻（抵）太昭、江孜、日喀则、山南隆子宗、亚东、察隅、改则等国防重镇。历时两年之久，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为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巩固西南国防，逐步在西藏各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力条件。彻底结束了民国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政治关系，彻底埋葬西藏分裂势力企图继续玩弄“主权换治权”的把戏。

“中间道路”的实质依然是旧瓶装陈酒

达赖真的是从“1974年以来始终坚持中间道路”吗？一段时间，达赖在公开言论中很少谈及“中间道路”，改为公开鼓吹“西藏独立”。1989年达赖预言：“5年之内西藏独立会实现。”1991年宣称：“3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1995年他又预言：“西藏独立的日子即将来临，我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实现彻底独立。”

国际上，达赖喇嘛政府的两个主要传统盟友改变了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自1906年以来就强调在中国西藏的“宗主权”地位的英国，试图将西藏变为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起缓冲作用的中立国，而现在也承认中国享有对西藏的主权。继承了英国“宗主权”观念的印度政府，其总理瓦杰帕伊在2003年访问中国期间表示，西藏自治区是中国的一部分。2013年3月29日，达赖喇嘛在印度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萨路噶时指出：虽然藏民族有追求独立的权利，但是“中间道路”作为一个互利双赢的方案，对藏民族是有利的，也更有机会得到成功。达赖喇嘛说：虽然大家的心里都有独立的意愿，但是，当我们考虑到能否取得成果时，就感到双赢的“中间道路”是有道理的。他还劝导藏人，由于力量悬殊，我们争取西藏独立，是很难实现的。另外，获得独立，过着贫穷的生活，还不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使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很好地继承和发展我们的语言文字、宗教文化。

由于形势的发展屡屡让他们失望，达赖只好又回到“中间道路”论调上来。所谓的“中间道路”，自达赖提出以来，虽因形势变化而多有伪装，但万变不离其“主权换治权”之宗。达赖如果真的为“西藏民族的未来”着想，他就应当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主权换治权”的主张，停止一切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而不是打着“中间道路”的幌子，变换着各种伪装，行其“西藏独立”的图谋。

（作者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