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和基本途径

核心提示:重构政治生态,任务非常艰巨,其着力点,一是价值导向,没有合理的价值导向,就会迷失方向;二是制度修复,没有制度性修复,以往错误还会重演。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重要战略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严治党,加上了“全面”这两个字,始于习近平同志,但是,作为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是我们党所一以贯之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有著名的“三大法宝”,其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两个武器,掌握武器的先锋战士则是中国共产党。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同志称之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掌握这两个武器的战士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可见,从毛泽东时代对党建就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也一样,刘少奇同志在1962年说,党要管党,党没有人管,将来要吃大亏。小平同志在1962年全国总工会会议上明确讲,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关键是管干部。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党员干部是执政骨干。改革开放之后,面对党内外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了从严治党;“十四大”把从严治党写入了党章,而且是作为党建基本方针写入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历经几届中央领导集体,并列写入党章是在“十六大”,直到“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

这里提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讲全面从严治党,还是不是新的伟大工程的一部分?我个人理解,新的伟大工程包含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始于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明确讲过,邓小平同志开创了新的伟大工程,延续到今天。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告一段落呢?得到2050年,因为这个新的伟大工程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说法。所以说,全面从严治党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从一以贯之的精神来看,又是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部分。

(一)全面从严治党与“四个全面”中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

其一,全面从严治党对其他三个全面是一种政治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身包含有政治方面的要求,不仅仅是人均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方方面面。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容中的一个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

具体到全面深化改革,怎么推动?李克强总理说,阻碍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利益。现在有些地方,包括一些中央国家机关生怕改革把自己改没了,于是趁着中央没最后定下来,抢职能、抢地盘。前不久,我去了几个县,有一个共同反映是中央说深化改革,简政放权,但基层的感受并不是很明显。因为有些地方在下放权力时,对于核心权力,有利可图的不下放,无利可图的就下放;有的把过去的多项审批事项“打包”为一项,貌似只留下了一项,实质上却是在一项名目下保留了原来的多项审批。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授权。可是,按照中央讲的全面依法治国,应该是权力法授。就是说,改革的政治方向,党来把握;执政党应当破除各种利益关系,超越于利益纠葛之上,由党通过顶层设计来推动各方面力量进行改革。同时,权力法授,不能自我确权,自我清理。应该是人大专委会、行政相对人、政府部门负责人、科研机构等多方共同探讨,走相应的立法程序。特别像财政转移支付,一弄就是多少万亿的巨大财政转移支付,需要有公开透明的法律规范。像这种需要有法律规范的事项,单靠部门很难推动,关键还在于党的领导。所以说,顶层设计是执政党义不容辞的职责。

其二,其他三个全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新考验、新挑战。比如讲依法治国,涉及到党与法的关系,这在本质上是政治与法的关系。全世界的法律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运行的,一个国家只要有宪法,不管其意识形态是什么,都会规定不得以推翻现行政权为目标,进行颠覆活动,因此,很多国家都设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宪法不过是对现存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一种认定而已。我们提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依法治国,关键在党的执政方式,党领导法治建设,但领导方式要改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就是新的时代条件对党建提出的考验之一。应对这种考验,就需要不断学习、创新。建设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党建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党不能与时俱进,不改变自己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没有创新,那么就未必能正确实现党的领导。

能不能保持党的领导正确,对我国的影响之深,当年刘少奇同志是这么说的,我们的组织工作,还有广大党员干部的英勇牺牲精神,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其他党能够比得上。但刘少奇也指出我们的弱点,我们党历来重大的失误都是党的指导的失败,而不是工作上的失败。我们来看,1927年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前期连续三次“左”倾错误,导致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损失;执政以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决策失误,而不是简单的工作上的失误。因此,关键是胡锦涛同志说的“不折腾”,也就是习近平同志说的“不要出现大的失误,不要出现颠覆性错误”。这是对我们党决策的重要考验,能不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另外,还有关键的一条,就是大政方针作出来后,基层实践中的创新,我们今天整个的改革途径就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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