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和基本途径（2）

（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习近平同志讲，治理体系是个制度问题。管理和治理不同，管理主体单一，而且是自上而下的管；治理主体多元，执政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方向既有自上而下的管，也有自下而上的参与。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历史既成的事实，也是符合现实需求的。因此，我们的执政方式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我们的执政方式要科学、民主、依法，因为时代条件变了，群众基础也变了，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现代社会中，不可能推崇和宣扬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威风”，及其由此形成的所谓“政绩”。

在现代治理中，山东临沂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执政结合地比较好的一个小城市。改革开放前，临沂是山东省脏乱差的典型，改革开放后，临沂成为了唯一没用国家掏一分钱而自我脱贫的革命老区。这恐怕代表了一种方向。2003年，山东临沂聘请了知名专家，开始做城市规划，规划出来后，并没有立即实施，而是拿出来进行全民大讨论，诸如，你所在的小区要不要拆，拆迁以后的用途是公益的还是商业开发等等，这些都是公开透明的。老百姓的意见，那是五花八门。将其整合以后，人大开会票决，成为地方立法，这些法从2004年一直要管到2020年。对此，我专门问过，如果有人想调整这项规划，怎么办？回答是，如果小打小闹的调整，不要紧；要想大调整，就得重走程序。这种决策过程，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解决了来一个领导换一个思路的问题。这个领导建，换个领导拆，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这个损失到底有多大，没有官方机构作过详细统计。二是解决了群众闹事的问题。十几年来，山东临沂30多万人动迁，无一例集体恶意上访事件。

（三）全面从严治党是重构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发展到今天，如何评价我们的政治生态？我们政治生态大局还是能够说的过去的。但是，不排除在局部政治生态中发生变质的现象。在此，我先讲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一切社会关系，既包含有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包含党与社会的关系，也包含家庭关系。比如，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某某人进了班子，没进圈子。就是说，那个班子里面有一个小圈子，这人没有融进去。有一个县委书记讲，他本来是不收钱的，可是调到一个地方以后，发现那个地方“红包文化”盛行。收钱才有安全感；不收钱，反而没有安全感，因为你是另类，所有人都排斥你。为了干点正事，也只好去收，要不然没人配合你工作。第一次、第二次收，心里别扭，时间久了，就不别扭了，最后也被牵连进去了。但是，人还有主观能动性，也不能把一切都归于环境。马克思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性”称之为“革命的实践”。就是说，人并不是被动接受环境的，还有一个改变环境之责。两者互动起来，才是政治生态学里面研究的行为与环境的关系。

政治生态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法国有的政党允许党内多元指导思想，允许党内有不同派别，因为他们是属于松散型政党；有的党比较严谨，比如马克思主义类型的政党；英国的保守党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它的纪律也比较严格。还有，政治生态中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利益圈子。习近平同志讲的“七个有之”，诸如拉帮结派，团团伙伙，造谣生事，就是圈子文化。圈子文化往往跟内部利益输送联系在一起。很多领导干部犯错误，都是以一个主要领导为核心，通过选人用人，结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小圈子。

归结起来看，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腐败。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国企改制，甚至动用司法力量打击与家族企业竞争的对手。司法是国家机器，应该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却用来保护私家利益，而且打击的是合法企业。这就意味着，国家机器在个别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变质了，这是十分可怕的。再比如：有一个地方论证修建高速路还是跨海大桥。显然，跨海大桥建成以后，收费贵，通车率比较低；高速路用的比较多，收费比较低，使用率比较高。因此，大部分人倾向于修高速路。但是，当地主要领导做的决策是，两个工程一起上马。事实是，大多数人不看好的那个跨海大桥建设公司极其有背景。这是以合法决策形式进行利益输送。

二是选人用人领域的腐败。买官卖官毕竟是少数，但是违规现象不是少数。2014年中央巡视的结果，第一轮14家中有两个省存在严重买官卖官的现象。买官卖官是腐败之母。官是花钱买上的，当然要想方设法地捞回来。买官卖官对党的公信力的严重影响，大于单纯的经济上的腐败。还有一些不属于腐败，是跟作风联系在一起的不良的选人用人现象。比如说情、打招呼、拉票。再比如各种各样的违规，突击提拔，违规滥设职数等。第二轮巡视了13家，有11家存在说情、打招呼、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

据中组部党建所的调研，影响选人用人公信度的主要原因是，一把手说了算，程序走过场，监督不到位。为什么程序走过场，为什么监督不到位？主要是领导权力太大，就是权力过于集中。也就是小平同志多年前说的，不是不需要集中，特别像我们社会转型阶段，要完全没有集中，那我们这个国家的治理是没法进行的。因此，不是不需要集中，问题是过于集中，当决策、执行、监督，大量的权力都属于一个人的时候，那么这些问题就依赖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如果领导者个人素质高，那么就能够忠实地执行具体规章制度，不干预微观经济，不干预选人用人，只提出良好的建议；如果领导者素质不高，问题就严重了。而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却发现，问责主体是谁？找不到。到底是提名环节出了问题，还是考察环节出了问题，还是沟通环节出了问题，还是选举环节出了问题，不知。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党内体制机制，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破除利益圈子，破除选人用人中“我说了算”，但最后一点责任都不承担的现象。

总之，重构政治生态，任务非常艰巨，其着力点，一是价值导向。没有合理的价值导向，就会迷失方向。二是制度性修复。没有制度性修复，这些错误还会重演。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途径

“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全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用的一种数量词而已。比如说“九重天”，并不意味着，天真的就九重，只是说很高很高。那什么叫严，要严到哪里去呢？就是要严到党章和制度规定上，严到执行认真上。

（一)从严治党的责任主体。过去就讲，实行党的建设责任制，这一次更加明确了，责任主体就是各级党委。党建是各级党委最大的政绩，是考核的首要内容。即便不是党务工作者，是其他类型的干部也要加大党建的权重。那么，到底怎样考核？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也就是说，通过党建促进中心工作。

（二)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紧密结合。

习近平同志在全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的结合是有道理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人的全部行为取决于两条：一是价值。发自内心的价值追求是最可持续、最强大的动力；二是规范。规范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它是外在的约束力量。内在的追求和外在的约束加在一起，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

习近平同志接见县委书记时提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从政有从政的职业道德，叫做政治伦理道德。我国千百年来有一句话，叫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胡锦涛同志曾经给郑培民有一个题词，叫做“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一个党、作为公权力的运行，不与民争利，出发点和归宿放在人民利益上，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就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