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70多年前的“李约瑟之问” （2）

3、思考“李约瑟之问”，不能忘记火药故乡的近代悲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而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

肇始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创造精神、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厚德载物的道德人文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以及生生不息的更生精神，呈现出生机勃勃气象，汇成了中国古代创新文化，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蓬勃发展。

正当西方列强借助近代科技和军事实力强势崛起并进行全球扩张之际，中国却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封建社会晚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三重大一统模式束缚下，传统文化日益呈现出功利现实的实用性、宗法伦理的牢固性、内向守成的封闭性等保守倾向，而强调直接功用的实用理性、“崇祖好古”和“笺注经书”的学术传统与“重道轻器”的文化价值取向一道，进一步制约了民族文化的推陈出新、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自由探索，进一步加剧了科技创新文化的衰落。正是创新文化日渐衰落，导致科学技术踯躅不前，军事实力一落千丈。

在枪炮轰鸣的火器时代门槛上，中国曾经拥有起跑优势：最先发明火药，最先发明所有枪炮的祖先，最先认清火药武器的发展前途。然而，直至西方科技知识传入之前，中国仍然沿用不着边际的五行学说笼统地解释火药的发射力，仍然凭经验进行直瞄射击。到了16、17世纪，中国不仅需要寻来西方枪炮进行仿制，而且需要请来葡萄牙炮手教中国军人如何使用“红衣大炮”。

左宗棠的“开花炮弹之惑”，反映的正是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双重悲哀。实际上，明朝末年满人入关时，曾多次使用西洋武器开花炮弹。但200年后的鸦片战争前夕，这种在西方早已过时了的火器，竟沦落到连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都不知为何物的地步。又过了近30年，左宗棠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末的开花炮弹，不禁万分感慨：“尝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于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做我？索一解人不得也。”

历史没有假设。当历史走到了120年前的1895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成为“中兴名臣”们急来抱佛脚式的洋务运动盖棺定论的失败墓志铭。时年22岁的梁启超闻讯后，愤然写下《水调歌头·甲午》一词，上阕中“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的词句，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诗界千年靡靡风”的文化颓象和“兵魂销尽国魂空”后的民族危亡惨状。

“左宗棠之惑”和“李约瑟之问”一起，道出了同一个普遍真理：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前几位，但没有先进科学技术支撑，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

整部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也同样反复告诫我们：科技创新文化、民族尚武精神和民众灵魂信仰是最为宝贵的；传统文化的抱残守缺，科技创新文化的衰落，必然会导致科技踯躅，民族积贫，国家积弱。

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在思考“李约瑟之问”时必须铭记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