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当代中国土地问题（2）

当前农业经济的转型发展对策

对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认识必须上升到一个全球化的高度，立足于世界范围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吸取世界先进经验。当下世界经济发展形式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二是发达国家主要依靠金融投机来实现经济增长；三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将出现普遍的持续增长。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将遭遇到更多的挑战，只有积极应对这一态势，才能实现经济转型及持续稳定的发展。那么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实现农业经济的转型发展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大力推进农业产业链的形成。农业之所以落后于工业，是因为农业一直未形成一个产业链。在当前阶段，应当摆脱简单的用工业所得来补贴农业的思路，而是用工业技术去改造农业，发展农业。具体做法：一是大力发展多个产业链，由此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目前，亟需要形成的产业链包括粮食及农副产品产业链、畜牧及水产品产业链、林业及林产品产业链及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产业链一旦形成后，农业资源将得到充分的利用。二是打造优质的农业产品品牌。品牌是工业化产品特征的集中体系，品牌的背后往往是一连串的工业标准。中国目前的农产品大体上有1500个，然而得到国际市场认可的产品都很少的，这并不全然是由于西方的歧视或是抵制，而是我们没有按照西方的产品规则生产产品。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三是发展规模经济。我国农业经济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小农经济，而西方农业经济已经到了高度工业化的阶段。推进农业经济的规模化，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也是形成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步。作为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近年来积极推进“家庭农场”模式，并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巴西模式的成功在于成功地解决了土地流传的问题，而我国当前土地流转率不足30%。尽管巴西模式有成功之处，但是其高度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严重损害了一批农民的利益。因此，我国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克服其弊端，在不伤害旧经营主体利益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以家庭为单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四是加快农业产业链的配套服务。当代法国理论家福柯将当代西方政治归结为一种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核心目标是人口再生产，在人口再生产的过程中，土地再生产无疑是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因此，当代西方的农业已经摆脱了附庸于工业的地位，相反工业、服务业等都是为农业提供服务的，都是基于农业经济展开的。而在现阶段的我国，农业的支柱性地位并没有体现出来，农业配套服务业相当落后，由此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大量的农产品出现滞销。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靠信息化的手段，建立一条信息化的农业服务网络，从种子研发到市场销售，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二，积极培养职业农民。农民阶级是一个重要的主体，只有充分调动农民阶级的积极性，使其继续成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主体，才能实现农业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目标。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相较于西方国家12年制的义务教育，我国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在年限和质量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民素质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民素质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即便投入再多的资金、技术，在没有相应人力资源配套的情况下，资金与技术最终都不可能充分发挥促进农业生产的功能。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没有竞争实力，只能从事一些较为低端的工作。低收入与低社会地位，进一步恶化了农民阶级的主体意识。农民阶级整体上的消极，将严重不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持续发展。二是优化农民组织结构。农村基层的组织结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结构，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组织结构。早在民国时期，晏阳初等人在山东地区试点的新农村运动，便是从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入手的。尽管，其实践存在着乌托邦主义的情结，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同时在《资本论》的第二卷中，恩格斯便强调农村合作社形式的重要性。然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地区的组织形式被自然瓦解。只有将农民阶级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才能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及优势。三是提高农民收入。从总体上来说，农民阶层的收入是很低的。据不完全估计，中国至少还有500万人处于国际贫困标准线下。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收入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农民只有脱贫致富，才能从根本上树立起主体意识，才能自发地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在解决收入问题上，一是可以增加土地性收入，即充分落实农转非土地的补偿，让农民享受到由于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二是降低农产品销售成本，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让农民从生产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第三，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实则是土地、人力与资本的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造成农业经济的停滞不前。农业经济领域中的资本短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农业经济回报率远远低于工业及其他一些产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主要的收益来自于金融投机。在投资农业方面，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比我国做得要好，印度目前的投资率在20%左右，而我国仅在5%左右。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要突破当前的金融体制，为农村地区开辟一条金融河流。具体做法上，一是建立政策性金融的保障机制，务必将钱用到农民身上；二是鼓励和规范民间金融借贷。农村地区的资本需求很大，在现行体制下，国有银行根本不可能将大额款项贷给农民。事实上，也不可能指望国外资本来投资中国的农业。在这种情况，如果一味限制民间借贷活动，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也不利于农村经济自发发展。此外，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际交往的黏度很高，非常适合发展民间借贷，但是必须在法律上、经营上加以规范。

第四，加强农业经济生态管理。农业生态是农业产业的基础，农业生态链是农业再生产的基础。在现阶段，农业经济想要常态化发展，可持续发展，必须重建农业生态链。在生态链的建设过程中，一是要从自然生态链出发。例如在转基因问题上，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其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是要考虑其是否会对自然生态链造成破坏。在世界范围内，由外来物种给自然生态链造成危机的事件不在少数。如果只考虑到解决当前的吃饭问题，而不考虑到长期的发展问题，那么转基因很可能成为一种彻底毁灭农业的技术。二是重视粮食主权的问题。基辛格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便控制了一个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便控制了全人类。”这种说法，虽然很直接，甚至充斥着一种霸权暴力，却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应当注意的是，西方国家从未停止过扩张，只是从军事演变为资本，甚至是粮食。事实上，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粮食主权危机。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雄厚的资本向我国倾销大量的农产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转基因作物不断地渗入到我国的种子市场中。如果再不加以控制，未来中国农业生产很可能将完全被西方所主导，届时我们的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彻底失去定价权和话语权。三是农药及其他残留管理问题。在土壤污染问题上，主要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管理问题。西方国家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有着一整套严格的管控机制，而在我国大多都是小农生产，几乎没有任何土地管理意识，更加谈不上保护意识。因此土壤污染十分严重。在未来，在一种基于大规模、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上，加强农药及其他残留物的管理，必然会有效地降低土地的污染程度。同时应大力发展新型生物科技，研发高抗性的作物，尽可能减少农药的用量。

（作者单位：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经济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