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如何走出“死胡同”？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的近况如何？发展趋势如何？成为既让人期待又令人担心的问题。

2012年4月16日，日本右翼分子、东京都知事、自民党人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演说时口出狂言：东京都将“购买”钓鱼岛。当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在内阁会议上最终通过了从2012年度国家预算中支出20.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本岛、北小岛、南小岛的决议，正式将三岛“收归国有”。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激起中方的强烈反应，一些地方出现了涉日游行示威，中日关系陷入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两国高层交往全面中断,政治互信严重受损，相互猜疑达到了复交以来的最高点，相互信任降到了复交以来的最低点，可以说已经陷入了“谁都不信谁”的严重信任危机，双方都把对方政府的每一个外交和内政行为看成是针对己方（在事实上大部分确是如此，但未必是全部）。两国政治互信的缺失和政治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经贸关系倒退，两国民众的相互感情持续下滑，降到了复交以来，甚至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的最低点，两国军事对峙已达到了被国际社会认为“即使明天发生战争也不奇怪”的剑拔弩张状态。一言以蔽之，中日关系仿佛真的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为此，早在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G20圣彼得堡峰会之际的短暂站立会见时就说：“近来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然而此后中日关系继续恶化，已发展到了接近“全面崩溃”、“坏到不能再坏”的状态，所谓“再坏”就是擦枪走火，就是战争。面对这种情况， 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APEC峰会前夕，中日双方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安倍首相，使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机。

第一次“习、安会”的背景

根据笔者的观察，促成第一次“习、安会”的背景主要是：

第一，是否举行中日首脑会谈，取决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取决于我们开展对日外交工作的需要，而从当时国际形势和对日外交的发展变化看，两国领导人不仅需要“见面”，而且需要“坐下来谈”。

多年来，特别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中日之间形成了一种“惯例”或“规矩”，这就是只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领导人就不能会见，从而造成了安倍首相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作为左右中日两国关系的“道具”，依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或参拜，或献祭品，或表示“无可奉告（是否参拜）”，仿佛中日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只有他才说了算，只有他才掌握了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导权；仿佛中国需要“求”他不去参拜甚至不献祭品，才能在对日外交上有所动作，甚至世界都要盯着他走向靖国神社的脚步，才知道中日两国关系可能出现什么状态。

我们当然要坚决反对日本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对，而且与之做斗争，但是，拒绝两国首脑会面并非是唯一的斗争方式。同他见面，当面批判他的错误，戳穿他拜鬼（被国际法庭判决的、犯有反人类罪的战犯）的不义本质，也是一种斗争方式，我们非常有必要将左右中日关系的主导权拿到中方手里。

第二，第一次“习、安会”前夕，中日关系已经出现了十分紧张和危险的局面，为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为了捍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中国领导人需要“直面”导致中日关系出现这种困难局面的责任人和肇事者，劝说和警告其必须放弃战争边缘政策。尽管目前还不能说日本已经“复活军国主义”，但是日本国内确实存在着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极右势力，而防止日本出现军国主义复辟之路，也是中国责无旁贷的国际责任。同时，我们还需防止出现“美日共同抗中”的局面。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应约与安倍会见，是捍卫国家利益之举，是维护世界和平之举，其目的就是通过两国首脑的直接会谈，起到避免中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作用，将中日两国从战争悬崖边上拉回来，这应该是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值得载入史册。

第三，在第一次“习、安会”之前，安倍首相一再表示要见习主席，其主要目的是在国际上捞取政治资本，如果中国不见，就给他反诬中国“关上了谈判大门”找到理由。但是，安倍作为一国首相，“当家才知柴米油盐贵”，不会不知道与中国对抗下去，对日本经济和能源安全等的破坏性影响（日本能源运输生命线的最后一海里大都处于中日对抗海域），因而安倍要求会见习主席应该说也存有希望改善日中关系这层意思。这与习主席在2013年曾经说过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想法是有共同点的。既然两个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认识存在共同点，都有推动两国关系走出“死胡同”的愿望，双方就有一定的会谈基础。

第四，2006年10月安倍第一次上台执政时，曾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进行了所谓“破冰之旅”，与中方达成确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共识，与如今的安倍“判若两人”（尽管其内在政治理念是前后一贯的）。这说明安倍“对抗中国”也罢，“改善日中关系”也罢，归根到底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换句话说，在2006年的形势下，“改善日中关系”在政治上比较有利；而在近年来，“对抗中国”在政治上比较有利；时至今日，“实现日中首脑会见”在政治上比较有利，无论怎么做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当然也有“政治理念”的考虑，但比起政治利益终究是第二位的问题。而从中国方面来讲，根据习近平主席的“互利双赢”外交理念，处理国家关系，既要抓矛盾分歧，更要抓“共同利益”，包括缓解矛盾分歧带来的“共同利益”，而当今缓和中日关系紧张，防止中日紧张升级，正是两国和两国政府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

第五，2014年8月9日至10日，富士电视台（FNN）的民调显示，认为有必要尽快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的人数超过半数，为54.5%，日本电视台（NHK）的这个数字是55%，但日本电视台（NHK）的民调同时显示，66%的民众对安倍坚持日中首脑会谈“不应附带条件”表示支持或基本支持。

与此同时，考虑到尽管日本民众对中国持好感的人数比例跌至复交以来最低，然而认为日中关系重要的人数比例持续高达70%以上，而且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对安倍政府采取“与中国为敌”的政策表示不满。这充分说明“习、安会”是我们直接争取日本民众的良机，不应该放弃这个可以直接向日本民众展现中国领导人政治魅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