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如何走出“死胡同”？（2）

第一次“习、安会”的主要成果

2014年11月10日，习主席应约与安倍首相会见，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的崇高风范、宏达气度和大局外交思维。据笔者观察，四点原则共识和“习、安会”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四点原则共识和“习、安会”使两国关系持续两年多的空前严峻局面终于迎来重要转机。尽管两国没有也不可能靠一次首脑会谈解决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但重要的是双方达成了要“管控”彼此之间分歧的原则共识，对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所称的“欧洲各国舆论认为日中两国在明天开战都是有可能”，而且在事实上确实存在擦枪走火危险的中日紧张关系起到了明显的降温和“退烧”作用，将两国从战争悬崖边上拉回来。

第二，四点原则共识和“习、安会”避免了中日紧张局势对中国推进“APEC外交”的干扰，而中国通过成功推进“APEC外交”, 彰显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大国战略和大国担当，促进了中国与亚太主要国家双边关系的新发展，推动了“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战略，开辟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合作新领域，凸显了中国外交的全球性引领和局部性主导作用。

第三，“习、安会”对推动中日之间开展各个级别、部门、领域的对话乃至地方交流起到了“带头”作用。例如中日财长于2014年11月15日同意重启中断了两年零七个月的部长级对话；同年11月中旬中日再次就启动“中日海上联络机制”进行磋商，也被认为是遵照“习、安会”精神做出的反应；中日两国环保部门也开展了高级别对话并推动中日应对气候变化和地区性环境污染问题的合作。

第四，“习、安会”通过缓和中日紧张局势，对于日本国内政治“一路向右”的走势也产生了一定的阻遏作用。这是因为虽然保守化、右倾化日益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但日本不是铁板一块，其国内矛盾很大很多，包括政治上的右翼与左翼、鹰派与鸽派、军国主义余孽与和平主义力量。在历史问题上，既有极力否认侵略史的右翼势力，也有承认对中国是侵略的大部分国民和积极主张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的民间正义人士；在经济问题上，广大民众对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此外，日本知识界对安倍推行保密法非常担心，怕回到战前那种容不得不同声音和主张的恐怖时代。在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习、安会”之前，中日之间高度紧张关系被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右势力视为推动日本社会“极右化”和“战前化”、进一步打压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甚至再次使日本成为破坏东亚地区稳定的策源地的良机（石原慎太郎在2014年7月还在叫嚣要同中国“打一仗”）。然而，经过中日双方的外交努力和两国领导人的会见，及时地使中日关系得到缓和，既打击了日本极右好战势力，又支持了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在2014年12月日本众议院大选中，以“次世代党”（所谓“次世代党”的主要成员都是80岁上下的老者）为首的极右政治势力的缩水和泄气，也与他们失去了利用中日紧张关系升温这个“抓手”不无关系。

第五，“习、安会”给期盼中日政治关系走出迄今这种冰冻状态的中日两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习、安会”回应了两国多数公众希望两国政府重视和改善关系的主流民意，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被政治右倾化潮流裹挟的部分日本国民和民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