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教育，如何才能“教得好”

从2004年前后兴起“国学热”、“读经热”，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一直颇受争议。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以及如何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对于庞大古老的文明国家来说，除了自我更新、再造文明之外，没有捷径可走

为什么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且是一个历史久远的文明体。作为文明国家的先祖，华夏先贤为人类生活方式提出过整全的意义体系和几种最基本的可能性之一。这样的文明体系只有不多的几个。中华文明是其中影响范围最大、人数最多、历史最久远、历史连续性最强的几个文明体之一。　

不过，近代以来，由于全球化政治经济的压力，中国为了自保，已被迫降低为一个貌似普通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提供者和制定者。

但文明并不只是一套哲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教条，而是处处连带着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伦理习惯、实际生活经验的“伦理实体”。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中，我们看到很多小国容易转型，而对于庞大古老的文明国家来说，除了自我更新、再造文明之外，没有捷径可走。

外来的“冲击-回应”和“他山之石”的借鉴只有助缘的意义，本体的再生仍然需要自我更新。而“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所以，自我更新在很大意义上正是“复古更化”。只不过这个“复古”并不是“泥古”、“固守”，而是“请复其本”、复其所以然，激发文明的初始活力之源，创造出自发自主的新事物。这新事物是新的，但仍然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自我更新。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也会是漫长的。《诗经》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中国的天命。

就教育而言，近现代教育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规模工商业发展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大大扩展。随着现代化工商业社会的发展，教育面临越来越大的劳动力培训和输出压力。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的古代社会，教育的主要目的原本都是培养君子，主要内容都是经典研读、德性养成和艺术熏陶（古典艺术包含科学）。古典教育的受众一直是不大的（由于科举制的推动，中国可能是古代世界教育普及程度最大的国家），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接受多少教育即可胜任农牧业、手工业和传统商业的工作。但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工商业社会的扩张，却需要大批受过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职员。这就迫使古典德性教育逐步萎缩，让位给全民普及型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研究型大学”存在的前提也并不是因为古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和“精神兴趣”仍然在现代学院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因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竞争的基础在于技术进步和产品研发。　

因此，教育的古今之变是全球性事件，是“现代性”对古典教育的冲击，而不只是“西方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改变。所以，今天思考传统文化教育问题，既要认识到文明重建的深远意义，也要兼顾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职业培训需要，同时，尤其要认识到教育古今之变的大背景，不必堕入“国学情怀党”，也不要落入“民族主义”的误区。

目前的世界格局是跨国大企业和国家间交错竞争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每个国家都特别需要培养一大批既具备全球视野又热爱本国历史文化的政商精英人才，也非常需要大量既有专业技能又能负责任地发挥专业技能的普通职员。无论政商精英的全球视野还是普通职员的专业技能，都是现代教育体系所能提供的；然而，精英的本国历史文化认同和职员的职业伦理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赖于传统德性教育的培养。　

因此，古典文化、传统道德和德性教育在现代社会貌似不再有用，而且似乎已经衰落到没有，但实际上却一直是未曾或缺的基础，默默地支撑着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建筑。一旦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现代生活的隐秘守护神，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当现代文明面临危机的时候（目前中西文明都面临危机），在世界秩序濒临失衡的格局中，重读古典、复古更化、返古开新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困境中回到起点，然后重新找到方向，焕然一新地出发：这既是个人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屡见不鲜的历史经验。如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使命，也是现代人类面临的普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