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交为“一带一路”定格

“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倡议，更是沿线国家城市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要求。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最积极最活跃的行为体其实并不是各国中央政府，而是各级地方政府，不仅中国地方政府和城市表现十分积极，沿线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和沿线城市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一系列以“一带一路”冠名的论坛得以举办，越来越多的国家商谈建立友好城市，各种人文交流活动如火如荼。

2015年6月18日，由义乌市政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国际论坛”在义乌召开，吸引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西班牙、阿根廷、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斯洛文尼亚等40多个国家代表、沿线城市市长、各国使节、城市和商界代表、智库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贸易畅通和城市合作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参会的沿线城市代表共同签署发布《“一带一路”义乌倡议》。显然，沿线城市和地方政府对“一带一路”的热情和积极性甚至已经超过了中国领导人最初的预期。为什么会出现此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火热现象？

一、“一带一路”，关键看城市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了有一段时间了，也有很多个版本的“一带一路”路线示意图在网上流传，但是关于“一带一路”的具体路线却始终没有出台权威的版本，“一带一路”的具体路线图并不明确。显然，中国政府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并没有故意规划一条明确的路线，因为“一带一路”绝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企业、投资者、物流商、服务商、游客等市场行为体实实在在走出来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作为倡议方，中国政府的想法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的空间和舞台还是留给市场来决定。

从市场规律来看，“一带一路”的路线并不是一个有意规划设计的产物，而是经济地理学规律的产物。从世界普遍趋势来看，经济资源和要素往往是向地理位置优越的沿海地区、沿路地区和中心城市聚集的，“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条条链接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经济大通道，而这些经济大通道是由沿线上的若干城市相互链接而形成的，“一带一路”的前景如何，最终是靠沿线城市支撑起来的，“一带一路”关键是看城市。

一是城市化是“一带一路”国际化的窗口。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国际化的物质前提。

“一带一路”是一个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倡议，本质是国际化和全球化。全球化是各种生产资源、要素等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过程，核心是节点化。在全球资源重组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地位和角色日益凸显。据经合组织报告估算，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29年，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75%以上，作为全球化网络的节点，城市中聚集着复杂的全球组织指挥系统，日益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命脉的主宰。环顾世界，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地方，也是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方，更是各种资源和要素最为密集的地方。诸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性都市不仅实际上建立起了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关系网络，而且还掌控着全球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制定权，聚集了大量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全球性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总部，其所构成的“全球公共领域”在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引领着时代潮流，不断开创新的时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都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城市间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使若干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上超越国家的实体，并逐渐形成多极、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世界城市在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极大的提高，更多地参与“高级政治”议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涉及反恐和防扩散等国家安全问题、世界经济复苏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控制大规模传染病问题以及规范移民问题等众多外交事务中，世界各国城市都日益强调推动加强国际合作和跨国协调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应对城市治理难题。例如，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当欧洲国家未能与哈马斯政权实现合作时，一些加拿大城市却能参与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市政项目中，帮助地区发展和能力建设，协助缔造和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伦敦市长利文斯通倡议成立了C40世界大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发挥大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性领导作用。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城市化的高度发展，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和城市国际化便无从谈起，“一带一路”也便缺乏了物质前提，城市化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