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交为“一带一路”定格（3）

三是城市网络化是“一带一路”的平台，没有城市网络化，就不可能有“一带一路”的社会基础。

城市的国际化将城市推到链接主权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的重要枢纽地位，尤其是在全球化潮流推动下，城市既是全球走向地方的枢纽，也是地方走向全球的支点。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地方也在借助全球化信息、技术、思想、资本、人才等要素快速跨国流动的推动，来协助建构及促进具多元性及特殊性之地方化发展的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对纽约的袭击、全球金融危机在曼哈顿的爆发、蔓延到世界范围内的街头抗议事件，都表明城市成为全球化时代最为脆弱的场所，不仅世界各国越来越强调城市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就连城市自身也越来越强调建立全球性的联系，竭力捍卫城市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城市的国际角色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包括城市在内的次国家行为体是多层外交网络中的一环，又是地方不同利益集团彼此竞争的“复合国际行为体”（Hybrid International Actors），在全球化时代，地方参与对外政策的频度、能力和重要性都上升了，出现了所谓“对外政策的地方化”趋势，城市和地方政府可以与外国的中央政府及其成员建立直接的联系，并建立独立的外交部门和人员，建立独立的城市网络的制度，采取与中央政府平行的独立外交活动。 “在20世纪80年代，城市政府有能力在全世界和其他共同体建立联系，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城市外交。”的确，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城市间的跨国交往日益升温，尤其是在全球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化大都市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实质性联系，2004年成立了当今世界上最大且为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且影响力趋于上升，越来越多的城市设立独立的国际事务处理机构，开展多样化的城市外交，以服务城市多样化地方利益为目标的城市外交自觉性和能力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建立姐妹城市和国际友好城市，被广泛视为城市外交的主渠道，甚至不少学者将城市外交视作城市间关系（city-to-city diplomacy）。二战后以来，姐妹城市运动从欧洲发轫，逐步扩展到世界各地。最初，姐妹城市主要是着眼于缓解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在海外建立和平联系，是世界和平运动的一部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建立城市间联系越来越转向以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交流为中心，不仅城市政府当局建立起国际友好城市关系，而且对于辖区企业、学校、文化机构、社会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随着城市国际化联系的深化，一些城市开始建立专门的国际联络机构，与其他国家城市的对应机构建立起直接的正式联系。像纽约、伦敦、香港、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都建立了覆盖全球的跨国机构和全球联系。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广州在加入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后，被推选为董事会成员城市，并两次竞选该组织的联合主席，设立广州奖，提升了在国际城市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被认为是城市外交的典范。在这一城市网络化体系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种力量相互交织，国内与国际因素频繁互动，官方和民间因素呼应协同，都推动城市越来越承担起外交功能。随着“一带一路”的拓展，城市的这一外交角色将越来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