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交为“一带一路”定格（2）

二是城市国际化是“一带一路”的载体，没有城市国际化，就没有“一带一路”的机会空间。

城市是“城”与“市”的结合体，“城”是安全概念，指为人口集聚地提供安全保卫的地域。“市”是商业概念，指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在《辞源》中，城市被解释为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从起源来看，世界各国城市的起源无外乎因“城”而“市”和因“市”而“城”两种类型，前者多见于战略要地和边疆城市，如天津起源于天津卫；后者多见于交通要道和港口城市，比如上海、香港，本质上是工商业聚集和交易中心。

学界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在东方国家，大多数规模庞大的城市均地处商业交通咽喉地带，比如唐都长安、宋都汴梁以及晚晴的广州，皆因工商业繁荣所致。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早期意大利的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还是后来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也均与工业革命和商业兴起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近代以来的英、法、德、美等工业化强国，其城市化水平都相当之高。因此，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是城市生命力的根本，一切城市功能的拓展，均与工商业发展及其需要直接相关。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功能也全球化了，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无不积极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成为链接全球经济体系和地方社区体系的枢纽。因此，在全球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呈现出组团化发展的趋势，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周围环绕着一系列中小城市的城市群。如美国东岸的“波士顿-华盛顿城市带”、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圣迭戈城市带”和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匹兹堡城市带”，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城市圈，英国的“伦敦-利物浦”城市带等。在中国也是如此，以香港-深圳-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都是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产物，这些地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对这些城市群而言，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程度越深，受到一国外交政策和他国外交政策影响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越高，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经济摩擦、文化冲突等矛盾会首先在城市中释放，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处理，将会对城市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城市国际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正反两个方面均激励城市不得不积极参与外交事务，通过开展与其他国家政府、企业和社会等众多行为体的城市外交化解内外挑战，为城市发展保驾护航。城市外交是全球化时代工商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活力和竞争力，主要看其是否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发达的交流体系抢抓机遇，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带一路”尽管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倡议，但如果沿线国家的城市之间没有建立起互联互通的网络，“一带一路”也失去了发展的活力，甚至连合作的机会空间都是十分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