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视野看我国金融战略（2）

欧洲欲利用低碳经济重获世界控制权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在全球布局的核心主线就是要深度修复美国的霸权。欧洲则围绕着低碳经济这条主线进行着财富规则制定、产业、能源、货币等一系列的争夺战。

“二战”之前，欧洲是非常强大的经济体。但是“二战”使欧洲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复苏需要大量资金，这时美国出台了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经济注入了活力。“二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面临着重新划分。当时美国出台马歇尔计划主要是遏制前苏联对于欧洲的势力扩张。美国又通过成立北约，把整个欧洲的军事权全面控制起来。

随着欧盟的成立和欧元区的组建，欧洲不再满足于长期受控于美国的局面，想要夺回世界控制权，就要在全球推行新的世界主题，那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在全球建立一个认识共同体，在道义上得到全球人民的认可。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全球爆发了两次环保主义运动，一下子使欧洲明白，除了环境问题，再没有哪个问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引起全人类的关注，与环境相关联的就是气候变暖问题。欧洲终于找到了全球认识共同体的切入点。

接下来就要有一个实现机制，这就是欧洲在全球的布局。第一，新能源技术全球推广机制。在过去的30多年，美国引领全球产业信息技术革命，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获得了巨额财富，比如我们都在使用的电脑系统，想要使用正版软件就必须付费。我通过研究发现，欧洲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高科技水平，却做不到像美国那样，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获得巨额的财富。因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并没有优先使用清洁能源。中国有煤，美国控制着全球三分之二的石油贸易，欧洲人发现这种格局对自己非常不利，于是想到了修改国际法。如果通过国际法的形式给世界各个经济体设置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值，其他国家就不得不进行实质性的节能减排，就不得不使用清洁能源技术。于是欧洲积极推动了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

第二，将欧元变成关键货币。欧元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国际化的问题，所谓货币国际化，简单说就是拥有某种货币的人和国家越来越多。货币国际化的直接利益就是能够赚到巨额的铸币税。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关键货币演变与能源有着高度的绑定关系。能源大国都非常善于把能源的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进而转化成货币优势。历史上荷兰盾的强大与荷兰有着丰富的泥炭资源是分不开的。当世界能源结构从泥炭变成煤炭，英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霸主。有人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爆发，除了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以外，与英国的煤炭产量占着全球三分之二的比重是分不开的。当世界能源结构从煤炭变成石油的时候，美国的石油产量占了全球绝大部分比重。后来中东地区的石油被大量开采出来以后，国际社会建立了石油美元计价体系，就使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始终跟能源绑定在一起。未来哪种货币能跟新能源绑定在一起，跟碳排放权绑定在一起，就意味着哪种货币能够获得关键货币地位，这场争夺战是非常激烈的。

欧洲总是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让其国家战略落地。《京都议定书》设置了二氧化碳交易机制，有欧盟内部的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机制，还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机制。比如说，德国是制造业大国，它的汽车制造业要想扩大再生产，但是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额度限制值不够用，就到中国买指标，不能用现金直接购买，必须以项目合资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一买一卖的过程中，欧洲的清洁能源技术得到了全球扩散，我们好像也达到了低碳转型的目的。但是，要注意欧洲的核心技术是绝对不会出口的。

中国国家金融策略的选择

如果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中国超越亚洲四小龙的机会，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则是中国大大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距离的机会。能否把握好这次机会，取决于中国参与世界财富分配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金融危机以来，除了军事外，世界财富分配主要是通过六个基本力量实现的，即主权货币全球运转能力、对全球资源控制能力、左右市场规则、引领全球产业能力、国家间的利益约定、具有全球感染力理论。因此，中国国家战略选择也应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

第一个战略，把握美元变动规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不断地切换强美元政策和弱美元政策，实际上是把增长留给了自己，把问题留给了全球。因为世界货币体系不公平性就在于，美联储相当于世界的中央银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改变只是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来进行改变，但是它的流动性却影响全球。美国发行的货币60%在海外流通，只有40%在本土流通。我们的人民币只有1%在海外流通，99%是在本土流通。我们的货币政策影响不了美国，但是它的货币政策却直接影响到我们。应该说，美元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阵地，看懂美元才能看懂一切。

通过1973年到2013 年这40 年间美元汇率走势的周期性特征分析，可以得出与美元变动相关的基本规律：

第一个规律，每当全球经济发生危机时，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呈升值状态；危机之后，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呈贬值状态。危机爆发，很多人都明白现金为王，捂紧口袋不要搞投资。现金在全球来说指的就是美元，这个时候持有美元成了备选资金的一个选择。

第二个规律，美元历次升值都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灾难性打击。每次美元贬值，都给世界某些角落带来泡沫。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么多年来不仅是被通缩，而且是被通胀。一种情况是美元贬值，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像是印钞机，带去的是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世界上爆发的四次大的通货膨胀都是美元贬值带来的。另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美元升值，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像是提款机，带去的是输入性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因为在美元升值阶段，最有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世界上爆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新兴经济体危机，都是因为美元出现趋势性的走强。这背后的逻辑是，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全球资金的关键不在总量，而在流向。

第三个规律，美元是商品波动的“指挥棒”，美元指数是观察市场风险的风向标。分析某一个商品的价格，一定要有两个思维逻辑，一个是经济基本面的逻辑，一个是美元的逻辑。经济基本面逻辑就是供求分析，实体经济的走势。但光有这个思维逻辑是不够的，还要有美元的逻辑。因为这个世界80%的大宗商品是以美元来计价的，美元与大宗商品、原油、黄金、粮食以及新兴市场的股市指数往往有着高度相关的关系。

第四个规律，美元是引起资产波动的重要因素。与分析商品价格不同，我们在分析资产价格的时候，除了经济基本面逻辑和美元逻辑以外，还要有政策逻辑和市场预期。

在过去九年间，美元总是与新兴市场走势背道而驰，实际上就是高度的负相关。美元贬值，把资金输入新兴市场，带动新兴市场指数上升。把资金撤走，引起新兴市场指数下跌。但从去年开始，新兴市场与美元呈现出了一致的趋势，原因就是近期股票市场的波动。

这一轮股市的上涨，很多人理解不了，很多经济学家也找不到理论来解读。经济基本面这么糟糕，股票市场却这么繁荣，有的经济学家批判这是中国资本市场非预期的发展。但是我做了一个长周期的数据分析，上证指数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P（购买力平价指数，叠加在一起，发现近十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两次通货紧缩，期间都出现了股票市场的牛市。我把它定义为在通缩背景下的国家牛市。

实体经济不好，资金必然要找出路。如果房地产市场好，资金都流入房地产市场。如果股票市场好，资金必然流入到股票市场。资金是追逐利润的，这个时候政策出台就成了重大的风向标，我把它称为“心脏起搏器”。在政策没有变动之前，股票市场也没有改变，一旦政策改变了，再加上市场预期，牛市就是这么出现的。

第五个规律，美元走势呈政治经济周期，历届大选之前美元走强，之后美元呈贬值态势。美元每天的波动一定会按照市场规律，但是美元一旦趋势性走强或趋势性下跌，整个世界会爆发重大风险，在风险的同时还隐藏着战略机遇。2012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元上涨了一个多月了，但是从各种指标来看，美国的财务状况非常不好，解释不通。在大选结果宣布之后，美元开始下跌。

我认为，政治家的利益最大化就是选票的最大化。美国大选要符合中位选民理论，美国的中位选民就是中产阶级。美国中产阶级的生存状况直接影响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中产阶级对各方面状况都很满意，美元走强，就会吸引全球资金回流到美国。

第六个规律，每次美元走强都与美国新经济到来高度相关。美元有一个周期性的波动，一般都是10年左右的下跌，然后有5到7年左右的上涨。我判断，未来美元要经历一个长周期的上涨。奥巴马的新能源革命和页岩气革命，与里根时代的个人电脑革命和克林顿时代的互联网新经济有着共同之处，对美国经济复苏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它能够强有力地带动一大批产业链。

　把握美元变动规律，其重大意义在于：一是通过美元升贬的窗口了解世界经济变化趋势；二是把握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机遇期；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二个战略，设计让美国独自承担汇率和通胀风险的特殊机制，规避美债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随着美元不断贬值，国家财富缩水。虽然美元最近在走强，未来几年可能会进入长周期上涨。但是在过去100年间美元的总体趋势是贬值的。

那么，中国持有美元国债的风险该如何化解？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主要有两大风险，一是对外贬值，即汇率风险；二是对内贬值，即通胀风险。解决美债风险的根本之策，是要设计一种让美国独自承担汇率风险和通胀风险的特殊机制。

特殊机制一：要求美国发行“奥巴马债券”以对抗汇率风险。“奥巴马债券”是一种以“非美元计价”的债券。此设计主要是借鉴“卡特债券”的历史经验。从“卡特债券”当年发行历史看，有其重要的特定背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冷战和长达15年的越南战争，使得卡特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提高；在国际收支方面，外围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而美国则累积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美元对主要货币发生了恐慌性暴跌；在全球层面，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经济陷入了“滞胀”，卡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缓解国防开支压力，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通胀率进一步攀升；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当时欧洲货币共同体正在积极组建中。卡特政府当时意识到美元走跌的严重性，认为如果不拯救美元可能会丧失美国最核心利益。于是，出台了“拯救美元计划”，“卡特债券”就是该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拯救美元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欧洲国家的支持，为了获得资金和支持，美国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即独自承担汇率风险。1978年，卡特政府发行了以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计价的美国债券，总价值为52亿美元。这种发债模式不仅为美国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也有效地促进了美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