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视野看我国金融战略（3）

对比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上世纪70年代末情况极为相似。如果能够促成美国发行“奥巴马债券”，不仅有利于外汇储备持有国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资产的多元化水平，而且有利于转变美国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的增长模式，美国以承担汇率风险为代价促进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变。如果美国有发行“奥巴马债券”的意向，接下来中国可以提供两种可供选择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直接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这种方式可以将对外提供资金、规避汇率风险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结合起来。第二套方案是美国以其他币种如日元或瑞士法郎等发行债券，中国购买这类债券。这将直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多元化水平，完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

特殊机制二：要求美国将中国的存量美债置换成“通胀联动国债”以规避通胀风险。“通胀联动国债”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一种根据通货膨胀指数调整收益率的债券类型，能够有效排除债券投资者因为美元通货膨胀蒙受的损失。在存在通货膨胀风险的条件下，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与美国通货膨胀率挂钩，能够有效保护我国外汇财富不因通胀上升而缩水。美国政府虽于2009年8月4日开始就向中国承诺将继续发行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IPS），但这只解决了增量问题，中国还有巨额的存量美债仍然存在贬值风险。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美元贬值引发的通胀风险，中国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持有的存量美债置换成“通胀联动国债”，防止美债泡沫破灭的风险。

特殊机制三：将“债权变股权”投资美国实体经济。近年来，各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都在动态变化中，但其变化趋势是逐步从传统的政府债券投资演变到兼做股票投资。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从成立之初的3.54亿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亿新加坡元，公司净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资产组合为金融类股权。成长为全球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投资管理风格日趋主动活跃，其资产分布不再集中于G7定息债券类工具，而是着眼于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的经验，通过把债权转换为股权，实现对欧美金融投资转换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这既能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和保值增值问题，又能回避主权财富基金直接投资的敏感。目前，美国正致力于发展新能源、绿色环保、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为了实现“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美国正新建和改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电网等基础设施。中国以自身所持有的部分美国国债和金融债做抵押，以抵押贷款参股等多种方式投资于美国的新兴产业和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把中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速铁路技术、装备、劳务输出到欧美发达国家。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资本输出带动和扩大国内各种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的出口，创造出口需求，缓解中国相关产业和企业的产能过剩压力；还可以借此扩大劳务输出，促进中国的国内就业。

第三个战略，提高“制海权”和“制陆权”，保持贸易和能源安全通道。全球资源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海洋分配和大陆分配。中国是贸易大国和资源需求大国，保持贸易和能源安全通道，必须提高“制海权”和“制陆权”。

一是实施“海权金融”战略。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最大优势，海上贸易和金融的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一旦发生战争，敌方会对华实施海上封锁，阻断中国大部分海上贸易。这一最大优势将会转变成中国军事上的一大劣势。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认为：以贸易(商品输出)立国的国家，必须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利益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一百多年来，海权金融成为世界贸易、金融、政治和军事的核心，并诞生了诸如纽约、伦敦、香港、上海等世界或者区域金融中心。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一直以来，以进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每年需要从海外大量进口石油，马六甲海峡是主要的原油运输通道，海上贸易和金融的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二是实施“陆权金融”战略。“陆权金融”是对海权金融的补充。自贸区网络和新丝绸之路则是“陆权金融”的重要载体和依托。中国以自贸区网络破解美国双洋战略。一方面，与东盟和亚太各国建立广泛的自贸区，以应对美国的TPP挑战，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以及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另一方面，将“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结合在一起，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和问题，过去的平衡关系已经被打破，很多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建设缺乏资金的问题，而那些资本顺差国握有大量的资本需要寻求投资的地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为三种类型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解决矛盾的平台。一是投资需求国，这些国家都面临着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需要引进投资。二是投资输出国，需要投资场所。三是资源输出国，因为投资需求国在经济建设中需要资源。

同时，建立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自身的困难。第一，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冲突不断。任何一个大国崛起其实不完全取决于本国，还要取决于周边国家，如果周边国家不断骚扰，哪里还有心思发展自身。我们通过这个利益共同体能够将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变成合作的关系。第二，中国的“双过剩”，即外汇储备过剩和产能过剩将得到缓解。在过去发达国家解决自己的产能过剩有两种方式，要么通过战争的方式，要么将过剩的产能向国际转移。中国现在只能采取第二种方式，因此“一带一路”是我们进行产能国际转移的最好平台。第三，中国要实现从区域一体化到金融货币一体化的转变这一长期战略，必须要先依靠“一带一路”推动交通、港口、建筑、铁路、电力、通讯这六大基础设施产业走出去。

第四个战略，中国产能海外布局战略。一个国家的产业强大最终将转化为货币金融力量，重塑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刚刚开始的新能源革命中，一个国家能否迅速占领全球产业制高点，主要取决于对“新一代能源体系”如何设计。新一代能源体系应具备经济高效、能源替代、兼容利用和互动运转的特点。中国的“新一代能源体系”能否具备这些特点，关键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作好“四张网”的前期基础设计工作。第一张网，分布式能源网络。要进行能源利用体系的革命，即对国内能源“吃光用尽”，不浪费。目前，分布式能源网络是欧洲领先，而我国是“逆世界”潮流。第二张网，洲际兼容网络。也是要进行能源利用体系的革命，即能源网络设计要具有兼容性。目前，洲际兼容能源网络是欧洲领先，而我国也是“逆世界”潮流。第三张网，智能能源网络。进行能源运转体系的革命，实现能源“双向互动”，即新能源网络不仅要实现不同能源之间的互动，而且要实现生产端与消费端之间的互动，以解决“短缺”现象。目前，智能电网是美国领先，我国也能跟上世界潮流。第四，超导电网。进行能源效率体系的革命，即修建能源高速公路，跑得快。目前，超导电网是美国领先。2011年5月我国首座超导变电站，也是世界首座超导变电站，在甘肃省白银市建成并安全运行。

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是所有制造业大国都面临的共性难题。通过产业国际转移是发达国家消化过剩产能的共性规律。产业海外布置国际上有两种模式，一是日本“边际产业”，二是美国“比较优势产业”转移模式。借鉴国际经验，中国产业海外拓展可走两种道路。一是低端道路，通过“边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获得资源、合理避税、消化过剩产能和转移碳排放。二是高端道路，通过“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以获得技术、销售网络、规避“双反”和主权财富保值增值。

第五个战略，国家间的利益约定，即不挑战现存体系。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必须处理好与现在体系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能否找到一条与大国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当今世界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们都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强国必然对古老的霸主发起挑战，从而触发世界范围的冲突，犹如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结果也会是灾难性的，像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一样，两个强国都走向衰落。

西方学者总结出的“世纪性规律”值得我们思考。16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过四个领导者和四个挑战者。16世纪的世界领导者是葡萄牙，盟友是荷兰，挑战者是西班牙。17世纪的世界领导者是荷兰，盟友是英国，挑战者是法国。18世纪的世界领导者是英国，盟友是俄国、美国，挑战者是法国。20世纪世界领导者是美国，挑战者是前苏联、德国和日本。世纪性的规律就是，盟友将成为下一个领导者，而挑战者必败。所以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启示，尽量减少与现存世界体系正面冲突，不挑战霸权国家，以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打压中国？是因为中国是世界老二吗？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吗？地缘政治学已给出了答案。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谁控制了世界岛(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欧亚大陆板块有两个国家非常重要，中国和俄罗斯。只要美国有霸权思想，中国和俄罗斯永远是它打击和肢解的对象。

中国不称霸，不是策略选择。第一，没有这个可行性。第二，没有这个利益驱动。美国尽管在经济上走下坡路，但是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外交等方面都仍然是全球性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仅仅是经济上的全球性国家。总体来说，中国在全球战略体系的判断是美强我弱。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第一，要抓住战略机遇期，而且要努力把这个战略机遇期延长。第二，不能把美国的军事打击力量吸引到我方来。中国的战略是要避开美国的锋芒，寻找它的弱项。美国有两个不可控因素，一个是经济霸权在逐步丧失。这个趋势是历史性的和战略性的。“二战”之后，美国的GDP占全球比重的一半，现在只占五分之一，这个下滑的趋势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当年一个马歇尔计划造就了欧洲的崛起，这个经济体一下子把世界经济总量切割掉了很大一部分；一个东方马歇尔计划成就了日本的强大；之后美国引领的全球化运动又带动了金砖国家的崛起。

另一个是美国的联盟战略逐渐失效。这分别表现在经济和外交两个领域，这恰恰是中国有所作为的领域。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在国家安全上他们希望搭上美国的战车，在经济发展上则希望搭上中国的快车。他们知道，在一个国家没有明确遭到军事打击之前，应该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在经济领域和外交领域采取战略攻势，我们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在经济领域，第一，我们要与美国保持战略绑定关系。中国和美国拥有巨大的共同市场，对于美国来说，阻止中国的发展不仅成本太高，而且对美国的伤害不亚于对中国的伤害。第二，利用经济生态影响政治生态。美国在全球霸权根基是经济霸权，在经济领域多极化最可能尽快结束美国霸权。

第六个战略，建立全面强国理论体系。一个国家强大，往往是思想先行、理论先行。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强国就开始将其“经济理论”逐渐普遍化，向全球传播与渗透。那些政治上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为了不断地开辟国际市场,以此来推行他们认同的经济理论,力图使之成为世界文化。这是强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上霸权的表现。弱国由于急于摆脱落后局面，认为强国所建立的经济理论是国家繁荣的真谛，于是强国的经济理论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新自由主义就是美国金融霸权主义理论基础。该理论的全球传播，成为世界范围的财富转移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首先在拉丁美洲国家得到实践，并扩展到东南亚和东亚各国，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得益于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使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得到了巩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世界的20多年中，世界上20%的富人与另外20%的穷人的贫富差距增加了280%。没有自己的强国金融理论，只能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中国能不能就此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要看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科学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强国理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强国理论，就如同没有主干的大榕树，即便是GDP总量全球第二，枝繁叶茂，那也只是短暂的繁荣。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如何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金融危机期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祸首时，也强调了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自己的全面强国的理论的必要性。那就是要将本国的“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这不仅适用于危机时刻，也适用于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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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