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法治的历史碰撞与时代抉择（2）

（二）西方传统：“法治论”构成主导理论

在西方, 古希腊被称为“法治论”的摇篮。其实仔细审查，我们会发现那时也同样存在人治与法治之争。自从梭伦改革之后，希腊趋向法治。但是诸如僭主政治、寡头政治的现象，在当时各个城邦还是时有发生，它同样也是“人治论”的源头，两种理论在城邦治理的政治实践中交锋碰撞一路前行，最终凝结成现代法治的基本共识。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就明确提出“哲学王”的统治，堪称“人治论”鼻祖。他认为，“理想国”应由金质的哲学家、银质的武士和铜质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三个等级的人员组成。其中，法律是不被信任的，他认为“不停的制定和修改法律——来杜绝商业及其他方面的弊端”，无异于“在砍九头蛇的脑袋”。［1］到了晚年，由于经历了现实的打击，其思想自《政治家》落笔时就从人治转向法治。但在他心中，人治还是优于法治的。到了中世纪，“ 人治论” 发展为“ 神权论”，代表人物为托马斯·阿奎那。他主张，既然上帝创造了世界, 也应主宰一切，国王就是上帝主宰世界一切的代表。这种理论本质上是“王治” 的人治。二十世纪出现的各类专制独裁和法西斯统治，这些社会治理模式往往以元首的意志替代法律，实际上是“人治论”在政治实践中的癫狂表现。

在另一端，苏格拉底则可谓西方“法治论”鼻祖，他主张人们应当追寻“只需服从法律的城邦”。为了捍卫雅典城邦法律的尊严，他宁愿接受不公的死刑判决也不越狱偷生。可见，他心中是认同法治重于人治。亚里士多德则是“法治论”的真正建构者。亚氏关于“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著名论断，及时纠正了柏拉图“哲学王统治”的思想所衍生的“人治”观念，开启了理想国家应当为“法律的统治”的理论模式。［2］在《政治学》中他进一步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并对法治的双重意义加以诠释：法治应当是“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一表述已然从逻辑上勾勒出了法治的三个形式：一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现的统治，即不是为了某个阶级和个人利益的专治；二是守法的统治，即依据法律的要求和方式来实施统治；三是臣民自愿的统治，即不是仅仅依赖武力的专制。［3］但是，何为“良好的法律”？何为“公共利益”？并且如何规定的良法能够为臣民“自愿服从”？对于这些问题，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的说明和回答。对此，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回答展示了不同时代的法治需求。

由此，西方的“法治论”也缓慢发展，但直到19世纪才开始得到全面阐述，首先毕其功者当属英国的戴雪。他认为，法治要义有三：一是防止政府的专断、特权；二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三是英国宪法是个案判决保障人权的结果，而非保障人权之来源。［4］尽管戴雪的法治理论遭到了一定的批评，特别是其中第三点被认为只是对于英国法治实践的描述，不应被表达为法治的内涵。笔者以为，恰恰是第三点要义表明，英国的法治实践是法治思维长期运用的结果，而且至今仍在延续。在德国，“法治论”经历了从形式主义法治到实质主义法治的历史变迁。

而今，追求并奉行法治已经成为了现代各国的基本共识，并且一般都在宪法性的文本中规定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但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法律性文本中列举或穷尽“法治”应有的价值和追求，也无法停止或者中止这种持续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