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之子讲述父亲抗战经历：游击战辅助正规战（3）

湘桂大撤退

我们走的时候，桂林一片火海。火是自己人烧的，当时将所有物资烧光，实行“焦土抗战”

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桂林，当地百姓大逃亡，史称湘桂大撤退。我们整个家族80多人，由我母亲马佩璋带队，逃到重庆。我祖母90岁，我外婆也70几岁了。家里开始不敢动，一直拖到最后一批才走。我们乘坐开战前的最后一趟火车离开桂林。火车有三层，挤满了人，由于过载，开得很慢。这中间发生了很多故事。我们走的时候，桂林一片火海。火是自己人烧的，当时将所有物资烧光，实行“焦土抗战”。我们只带了一些基本东西离开。一路很慌乱。火车经过山洞，上面有的人被一下子被刮下来，头都没有了。火车走走停停，一个多月才到重庆。

我们逃难非常辛苦。大家都不敢下车，怕下车了上不去。火车后面日本人天天追。有些时候有消息说日本人追上来了，但没看到，气氛很紧张。一次，火车停到一个叫龙马庄的地方。我们下车睡觉，刚躺下，有人喊日本人追上来了，我们又跑上火车。

有次，火车停后，我姨婆(外婆的妹妹)和她孙子下去买东西吃。突然日本人追上来了，火车开了，他们两人来不及上去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1944年12月，我们到了重庆。日军对重庆也狂轰滥炸。我们躲到重庆西郊的西温泉。在西温泉小学上学时，我得了肺病，隔离居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晚上，是夏天，重庆很热，我们在院子里吃西瓜。突然听到广播员声嘶力竭地说，“日本投降了！”广播员自己都哽咽了。他一讲完，整个重庆响起了爆竹声，一夜没有停。这晚几乎没有人睡觉，连小朋友也不睡。重庆街上都是人，大家过分兴奋了。

抗战胜利后的记忆

在南京和上海，我多次参加过宋美龄组织的聚会，在上海还和宋美龄下过跳棋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我从重庆飞到南京。我们全家到秦淮河边一个叫马祥兴的老饭馆吃饭。这个饭馆是清真饭馆，听说现在还在，有我父亲的照片。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京的咸水鸭。当时，经过八年，重新迁回故都，周围是欢悦、兴奋的气氛。当时我们全家到中山陵去谒陵，我爬了300多级台阶。

我一到南京，看到到处是古迹，无梁殿，玄武湖，等等，非常兴奋。那时候，雨花台的彩石还很多。我挖了一块很漂亮的胭脂红的、透明彩石，后来一直陪伴着我，带到了台湾，还带到了美国。

童年记忆对作家作品影响很大。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里面有几篇小说就将南京做背景，其中一篇小说以秦淮河为背景。

在南京和上海。我多次参加过宋美龄组织的聚会。1946年，复活节时，我在上海参加了聚会。那次宋家三姐妹都在。大家玩捡鸡蛋的游戏，还玩反绑着手抓人的游戏。有次，宋庆龄被抓住了。谷正鼎(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的太太皮以书很讨宋美龄喜欢，她后来故意挨过去，让宋庆龄抓住了。这次聚会宋美龄还给我一盒巧克力作为奖品。我在上海还和宋美龄下过跳棋。

1946年12月24日，宋美龄在南京美龄宫组织了christm as party(圣诞派对)，我和四兄白先忠随母亲赴宴。当时的美国人马歇尔参加了。他在中国调停失败，灰头土脸，宋美龄就弄了聚会安抚他。我有意无意见证过几次历史时刻。

2005年，我带着青春版《牡丹亭》到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正好是南大103周年校庆。在演出场所人民大会堂，我的记忆又回来了。这个场所就是当年国民政府竞选总统、副总统的地方。当时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我父亲白崇禧助选。小时候，我经常听到广播唱票：孙科、李宗仁，很接近。我们在南京大悲巷的房子成了李宗仁的竞选总部。

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他们适合于共患难，不适合于共安乐。蒋介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满脸悲情，我相信他当时的感情是真的

我父亲和蒋介石不是外面传说的，斗得死去活来。他们的关系很复杂，有阶段性，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蒋介石很器重我父亲的军事才能，否则不会把最高军事幕僚长(副总参谋长，代行总参谋长职务)的职位给他。

抗战时，蒋介石和我父亲关系很好，北伐开始时也很好。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百依百顺的人。二雄不能并立，他们适合于共患难，不适合于共安乐。

我后来和蒋家后人没有交往。我和李宗仁的孩子不熟，但和李品仙(国军将领，桂系人物)的后人有交往。当年唐生智动员李品仙抓我父亲。但两人早就没有恩怨。台儿庄战役，李品仙也参加了。

我父亲到台湾后，和蒋介石关系不好了。他被特务监控。表面上他是四星上将，还是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党表面上维持秩序，他有待遇，还出席典礼、军事演习等。父亲什么会都去参加，维持他的尊严。到台湾的其他名人，阎锡山、陈济棠、杨森等，各类会都不去参加了，薛岳则躲到台湾南部去了。

在台湾，我们全家每年春天去阳明山赏花，看杜鹃，樱花等。父亲晚年闲暇，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等。但他晚年内心是沉重的。我很佩服他在逆境中的大度。他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有种传说，特务抄我家，在地里挖出好多黄金，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说法。我家如果有这么多黄金，早放银行保险箱去了。

还有种说法，父亲被女间谍用毒药毒死。这是以前的特务谷正文编出来的。要杀害我父亲有很多渠道，哪里需要这么笨，弄了女间谍下毒。

虽然被特务跟踪，但父亲一句怨言也没有，因为这是他的尊严。

在台湾，陈诚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要他兼“行政院长”。陈诚到我家里请教我父亲。那次我也在。两个人谈了很久。我父亲说陈诚是接大位的人，劝他“养体养望”。我父亲七十大寿陈诚过来祝寿。抗战胜利后，陈诚是总参谋长，我父亲是国防部长。但大权在陈诚手里。

1966年12月6日，父亲过世，9日的追悼会，蒋介石参加了。蒋介石给我父亲写了祭祀的横匾“轸念勋猷”。

当天我看到蒋介石满脸悲情。我相信他当时的感情是真的，到底父亲是自己的革命伙伴。

2006年，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解密蒋介石日记。我去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日记中所有与父亲相关的内容摘录了下来。蒋介石日记也显示，我父亲并非被女间谍毒死，而是“善终”。我看到，父亲追悼会的第二天，1966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昨晨往吊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为党国败坏内乱中之一大罪人也。其能在行都如此善终……亦云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