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诋毁说”的本质及应对 （3）

如何引导网络舆论，握好话筒

匡文波：对雷锋、邱少云等英雄真实性的质疑者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出于政治目的，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这种人为数极少，但是危害极大；一类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有一类是不否认英雄的真实性，但是质疑英雄行为的细节，网民大多属于此类。

对于这三类人，可以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对第一类人，应该在主流媒体上予以坚决回击，如果触犯了法律，则应该绳之以法。有论者称，亵渎人民英雄的人就应当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不是受到任何形式的奖励。代价可以是多方面的，包括现实中周围人对他的白眼。

对第二类人，要坚决予以谴责，例如：著名凉茶企业加多宝与网络大V“作业本”在微博上搞了一次关于凉茶和烧烤的商业促销互动，然而有网友挖出，“作业本”两年前曾以“烧烤”侮辱过被烧死的烈士邱少云和赖宁。

对第三类人，应该是争取团结的对象，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于英雄的事实，我们应该主动让专家和当事人澄清是非曲直、还原真相。应该以耐心说服为主，否则只会引来更多的社会质疑和不安。

中国青年网2015年4月22日的文章《邱少云纪念馆长：直升机投燃烧弹致邱少云牺牲》提到，来自邱少云故乡的重庆铜梁少云烈士纪念馆馆长王成金回应质疑：“直至被大火浓烟完全包围，邱少云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没有挪动一寸土地。大火整整烧了二十多分钟，邱少云始终一动不动。这一幕，潜伏在附近战士都亲眼目睹。”“邱少云完全被大火、浓烟包围后，确切是什么时候结束生命，任何人（包括他身边的战友）都无法求证。但烈火是导致他牺牲的因素，这一点是肯定的、无疑的！” “从燃烧弹落在离邱少云两米远的地方起，到被烈火刚刚包围整个身体的这个时间段，邱少云还活着，有清醒的意识，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强大意志，忍受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肉体被焚烧之剧痛。这说明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在支撑着他，直到生命结束。”

这篇文章起到了很好的澄清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是一个互动性很强的媒体，网民的信息来源多样、独立思考能力强，不能简单地采取灌输式方法去引导网络舆论。对于历史上的那些烈士和模范们，我们需思考新的宣传方式。对于细节上的偏差，我们不应该采取回避态度，需要从科学的角度予以解释。今后对英雄模范的宣传，也应该注意不要脱离事实人为的拔高。

王 成：中国往昔历朝历代的执政者为维护政权合法性，强化国民之于王朝的政治信仰，保持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稳定，无不高度重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传播。虽然其时没有政治传播理论做指导，传播工具与手段非常有限，可以倚重的政治传播形象略显稀少，但是，由于执政者能够较好地调动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以巧妙的手法嵌入可以借为助力的传播载体，竟也收到令今人都要汗颜的良好效果。许许多多的政治价值理念坚若磐石，经历了数千年风霜雨雪考验，成为古代思想观念文化、法律制度文化、社会行为文化的枢纽。对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价值观的传播理念与实践（如借助关羽传播“忠”）进行系统化梳理，探究其运作模式、体制、机制与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建设无疑大有助益。

第一，党和政府必须负起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传播主动权与话语权的责任，恰当地运用政治修辞，按照社会政治发展要求引导价值观传播。古代主流政治价值观的传播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播范式，虽然其传播载体、传播形态在传媒业蓬勃发展的今天难入某些人的“法眼”，但在古代主流社会，执政者始终重视掌握传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不放松，即便王朝进入生命末期也不令主流政治价值观传播放任自流的做法值得肯定。同时，古人能够根据社会发展对政治价值观提出需求，运用恰当的政治修辞，将执政集团的价值诉求与社会政治思潮巧妙融合，谋求最佳传播效果的经验亦应引起今人关注。如宋徽宗追封关羽为“忠惠公”，用意就在于向臣民进行“忠君”的劝说，同时也暗示“忠”与“惠”之间的因果联系，即“臣忠”则“君惠”，“臣忠”、“君惠”相辅相成，“臣忠”是“君惠”的前提，“君惠”是“臣忠”的必然结果。

现代社会政治传播载体获得巨大发展，执政党所运用的政治修辞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影响更是空前，执政党所选择的政治修辞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成功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作为衡量主流社会价值观建设效果的重要指标。 所以，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执政党应该善于运用恰当的政治修辞，充分发挥“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为处于混乱中的、没有正确价值方向或迷茫的社会成员勾画美好的政治蓝图，指明前进的方向，促进中国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第二，结合时代特点，“创新”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传播的政治象征。政治象征是政治活动参与者在政治实践过程中根据政治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心理关照物。这种“创造”既可以表现为“原创”，也可以表现为对原有政治象征的“再创造”或“消化吸收再创新”。“政治象征是一套意义系统”，既可以表现为具象的有形之物，也可以表现为抽象的理念、思想等，历来是作为政治过程中某种价值理念的“容器”而存在的，其确立的根据在于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契合。宋徽宗将“游走”于民间舞台的关羽甄拔并树立为赵宋王朝“忠君”价值理念的政治象征予以传播，正是北宋王朝上下涌动的“爱国”思潮交融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北宋王朝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国民面对外族压境渴望“雄起”一振国威的舆情环境、三国时期蜀汉政权与北宋王朝的某些相似性、关羽自身所具备的诸多优势条件于一身、宗教集团与儒生团体试图借主流政治价值传播渠道实现本集团利益的设计……仅凭关羽既无政治思想建树，也非超一流武将的身份断难成为社会各界顶礼膜拜的偶像。可见，主流社会成功的政治象征一定是执政集团根据政治发展需要，并结合时代特点而“创新”加工出来的，其象征意义也一定是经过执政者精炼、提纯、固化等细致雕琢之后的产物。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具有强烈导向性的政治象征，这种导向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处在社会转型关节点上的中国，需要将属于自己的政治象征作为旗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鼓与呼。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虽然时代特征与需要有所差异，但本质相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完全可以树立具有不朽生命力、始终能够激发人民崇高精神追求的政治象征，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适时做出修正以尽可能延续该政治象征的履新职能。

第三，运用适宜的传播形态将国家倡导的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化为民众的价值诉求。主流政治价值传播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意志的主导性，影响着社会价值理念控制效果与价值体系的形成和演化，应当引起执政者的特别关注。政治传播不仅要关注传播的内容，同样要关注运用什么样的传播形态才能更好地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要求内化为广大受众的价值诉求。宋徽宗以关羽为政治象征进行忠君价值传播，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即借助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完成政治价值信息的传递，如将关羽从民间崇拜擢升为国家意志，在朝堂之上对关羽大封王爵、对朝臣们耳提面命等，其传播媒介虽然囿于时代局限，不超乎于人语与听觉、视觉范畴，但是，这种面对面的传播“具有高度的审美功能，它是精微细腻的、无所不包的。”所以，当一个“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很少有人质疑其可靠性，并警觉地将他与执政者倡导的主流政治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而是浸润于关羽悲情与忠义所传达的人格魅力、崇高精神之中浮想联翩。这种经关羽而固化的政治价值蕴含着主流政治文化的需求和导向，反映了执政者意欲构建的社会价值体系与秩序，但它并不表现为劝诱与强制，更不是执政者自说自话，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巧妙方式投射于受众的心理，在迎合普通民众感情与精神寄托中悄然完成了政治价值传播过程。

当今时代，政治传播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可以借助的传播载体也极大丰富，政治修辞手段丰富多彩，同时受众获取信息、接受政治价值影响的渠道大为拓宽，自主性越来越强，发达经济环境中人们的多元价值取向难以达成关羽崇拜那样的高度一致。这就要求社会主义价值观传播必须与时俱进，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位一体的基础上，谋求主流政治价值与民众价值诉求的一致，而不是依靠执政地位的优势，仅考虑执政集团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为此不惜损害民众的利益，指鹿为马地进行黑白颠倒式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