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实现思想观念的“四个改变”（2）

改变维护传统安全的思维定势，树立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和战略利益拓展的思想观念

记者：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实现与时俱进，应该是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和战略利益拓展的前提。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转变？

郭高民：在农工时代，国家之间相互封闭隔绝，国际利益格局基本上是“你中无我，我中无你”，战争具有侵略或固守一个国家领土的特性，因而，人们的国家安全观是狭义的或单一的，即传统概念中的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国家领土、主权的安全。

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利益格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国家都被置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状态之下。因而，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不断拓展，即除了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外，世界性的人员流动安全、经济交往安全、网络互动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成败的国际关系安全等，都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和有机构成。近年我军海外维和、打击海盗、海上搜救、撤侨以及参与国际联合军演等任务不断加重，就很说明问题。

我们目前正处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接过渡期，维护传统安全依然是军队的基本职责。但随着国家战略利益日益拓展，军队仅仅停留于维护传统安全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求。

改变单一军种作战的思维定势，树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思想观念

记者：从单一军种作战转变为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您认为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抓手在哪儿？

郭高民：习主席提出这个转变，是就战争主体结构来讲的。目前，部队正在进行联合作战改革探索，道理也讲得比较多，这里不作赘述。我认为，应特别注意“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这个概念的“内涵面”和“外延面”。

“内涵面”是指陆海空二炮等诸军兵种，通过体制编制结构性改革，打破军兵种界限，实行力量单元“魔方式”组合，形成整体战力。

“外延面”则是说，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主体结构面临主体外延重大挑战。人类战争主体结构的演进与人类工具形态时代性变化密不可分。在游猎时代，人类工具是通用化形态，即石斧、木矛等工具既用于战争也用于“生产”，因而，那时人类战争主体没有兵民界限。在农工时代，人类工具是专业化形态，即战争工具只能用于战争，生产工具只能用于生产；战争工具内部又有着日益精细的专业鸿沟，就像步兵的火箭筒与机枪的区别那样。因而，人类战争主体不仅兵民界限分明，军兵种之间也日益深刻地条块分割、壁垒森严。当今信息时代，人类工具日益通用化，像计算机、互联网、GPS、机器人、无人机（车、船）等等，都是既可用于军事亦可用来生产，因而，传统概念中的兵民界限、军兵种界限正在被打破，人类战争主体外延问题日益突出。

现在，有两个概念应予注意。一个是军事性行动的主体外延。据报道，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几百家国防承包商至少派遣了2万名企业员工到战争第一线进行实时保障，使美军士兵与非军籍保障人员的比例约达10∶1。

另一个是“混合型战争”（美军提出的概念）主体外延。1989年，英国将军鲁珀特·史密斯提出“人民中间的战争”概念，首次在信息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上将“人民”置于战争主体地位。在这种战争中，“武装部队不再是决定性的，而只是为政治上取得成功创造条件，吸引干预行动目标国的人民参加我们所捍卫的政治计划；在过去的模式中，敌方军队和歼灭敌军是战略重点，而现在人民成了新的战略重点”。后来，各种名目的“颜色革命”此起彼伏。而在游行示威、围攻政府机构的“大军”中，既有政客又有军人，既有警察又有平民，既有特定国家顾问又有各国媒体记者，既有各地“志愿者”又有特定国家“雇佣兵”，既有黑社会成员又有恐怖主义分子……正是在这种主体多重外延的“颜色海啸”中，战争“延”出了超常威力：发生在多个国家的“颜色革命”，大都是不费一枪一弹而又势如摧枯拉朽地达成其政权体系瘫痪更替。

推进这一转变，必须基于战争主体结构的内涵面与外延面的辩证统一来理解和谋划。前者要求军队自身打破军兵种固有界限束缚，努力实现军事性战争主体一体化优化组合。后者强调军队着眼战争无界化变革大势，对“诸军兵种”这个概念的外延部分做出符合实战需求的判断、认知和发展，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