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意义深远

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后说：“无论从东北地区来看，还是从全国发展来看，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1]如果再从中国地缘政治的角度学习习主席的这篇讲话，觉得其意义更为深远。

中国地形的基本特点及其优点

中国的地形与北美接近，而与欧洲形成强烈的反差。欧洲以平原为主，海拔约200米的高原、丘陵和山地占全洲面积的40%，海拔2 000米以上的高山仅占2%，海拔约200米的平原约占全洲面积的60%。欧洲平均海拔340米，而北美洲则平均海拔700米。欧洲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一洲。这种多平原地形的特征必然生长出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军事作战理论。平原与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功能。前者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成建制的装备及其部队军力合成，而后者则有利于分解成建制装备和部队的合力，这给游击战留下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中国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围绕华北平原由西向东形成半月形包围，它们犹如耸立起的一簇簇铁刃，将进入其中的形成于平原地带的集团军战斗合力瞬间以碎片化的方式予以消解，而使能发挥当地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游击战的优势成倍增加。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大面积山地的缺点是不易形成欧洲式的大兵团作战的充分条件，这相应地弱化了中国抵御外敌大规模入侵的军事合成能力，其优点则是有利于长期保存抵抗力量，等待时机，一举击败入侵者。具体说，拥有平原则拥有控制中国中心地带从而控制中国的地理条件，但拥有山地，则拥有了打败控制中原的对手的时间。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中国地缘政治特有的“以时间换空间”的优势条件的绝好证明。

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的“关外问题”

隋唐之后，俄罗斯力量由西而东, 北方草原马上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压力也从西北逐渐地被俄罗斯挤压到东北。中原王朝原来面临的西北“塞外问题”逐渐转为“关外问题”。中原王朝跨过山海关，大幅向东北平原北推，这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生产，从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东北诸部的崛起。此后，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位势隆起，由此造成的“关外问题”对中原政权形成日益严重的压力。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起至宋，东北辽金已成势力。与此相应，中原王朝的国都也从西部陕西长安，经河南洛阳东移至北京；中国地缘政治的中心也相应地从“中原”移至“华北”。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这样的压力，而明朝和民国则在来自关外东北的重压下垮台。

“唐宋门户之祸与国始终。”[2]尽管历史进入20世纪，但“关外问题”——这时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3]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

不仅如此，东北亚问题还与中国大西南的战略形势有直接的关联。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喜马拉雅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从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国的颠覆国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这条线越推越大的。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东北、挥师过江后国民党在大西南的纵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以及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越南内战[4]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的联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