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启示录：以“大经济”视角审视抗战（4）

中国之胜，亦胜于“大经济”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战，其重要的战绩远不止仅限于打了多少仗，消灭了多少敌人，而是持久战长期让敌人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其最根本的贡献并非仅限于杀敌，还在于从根本上掐住了日本的“命门”。

如果从全局角度来审视八年抗战，我们会发现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最核心问题其实并非单纯是军事，而恰恰是经济。日本本国的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规模如此之大的一场战争，要想顺利的打下去，就必须能在被占领土上形成“以战养战”的经济正循环，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命门所在。

1940年，吕正操将军在八路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曾算过这么一笔账：“敌人兵力，在此区域（冀中平原）为一万八千三百人，每年需在此消耗两万万元。而敌人能取得的是多少呢？在一百八十个敌据点中，即算每个据点敌人平均取得十万元，也不过一、二千万而已。”

这正是整场战争的胜负关键所在，也是敌后抗战的精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战，其重要的战绩远不止仅限于打了多少仗，消灭了多少敌人，而是持久战长期让敌人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其最根本的贡献并非仅限于杀敌，还在于从根本上掐住了日本的“命门”。对日本而言，这种局面下，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而要达成这种局面，首先要解决的还得是“势”的问题。这一点从敌后抗战提出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八路军每到一地，提出的口号都非常简单，无非三句话：“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

敌后工作，首先并不是打鬼子，而是要先解决基层政权问题。基层政权，系于民心，而民心则系于民生。而所谓民生，最基本则是三件事：看病、识字、吃饭。这三件事足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

当时农村地区普遍缺医少药，帮老百姓看病，救的往往就是一个家庭；民国时期农村平民的识字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让老百姓识字，你后面的宣传，人家才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在县城、在村口贴一张告示，所有的人才能知道上面的政策法令是什么，不会让基层权力很容易就被几个识文断字的当地富户垄断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吃饭问题，于是有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

正是在一支支不起眼的工作队的坚持之下，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才一步步掌握在了共产党手中。日军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仅能达到县城一级，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上所有的毛细血管都和主动脉隔绝起来。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曾计划在冀中平原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而在八路军的引导和动员之下，这些传统产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反倒降到了不足耕地总量的10%，严重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

与任何一种作战模式都别无二致，经济战的胜利，同样必须依赖于掌握主动权，而这其中包括指导思想的主动。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自山东根据地。最初，八路军的金融工作者们落入到了“经典理论”的窠臼当中——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那就应该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而根据地既无足量黄金也没有外汇储备，那自然也就没法发行货币。这一错误一度导致根据地的铸币权落入了日伪手中，导致根据地通胀严重。

然而很快，这个错误得到了纠正。“土八路”们创造性的发明出了“物资本位”。即将边区发行的北海币与基础物资进行绑定——“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中国经济学泰斗、抗战时期成功领导了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建国后曾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薛暮桥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

由于有可靠的信用保证，在对敌货币战争中，北海币最终将伪币挤出了根据地，反过来加剧了敌占区的通胀，在金融领域打击了日军。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山东地区的海盐交易已经全部由北海币来结算，连日伪军也都不得不储备八路军发行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