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启示录：以“大经济”视角审视抗战（5）

经济天下，呼唤“大安全观”

经济层面的任何行为，都必然会影响到工农业体系完整度、地缘安全乃至社会伦理。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去讨论，只有通盘考虑，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历史的悲剧在未来重演。

时至今日，中国早已不能和七十年前同日而语，我们手中握有这颗星球上少有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力量，“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已经和外界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而从“经济战”的角度说，也意味着“战线”正在不断地拉长。

从七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不难看出，对经济建设的评价，仅仅以账面数字作为依据是远远不够的。面对未来可能的变局，由金融、地产、人文构成的GDP，与由粮食、高铁、航空母舰构成的GDP显然不会是一个概念。所谓“经济天下”，不止是要得其财，更要守其业，强其势。

从古至今，“经济”都从没有被局限为一个商业层面的概念孤立存在过。经济层面的任何行为，都必然会影响到工农业体系完整度、地缘安全乃至社会伦理。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去讨论，只有通盘考虑，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历史的悲剧在未来重演。

再进一步说来，在具体操作中，对经济建设而言，“增长”“发展”“安全”三者的权重应该是依次递进的。在未来，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让地缘安全、军事安全、公共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不再是狭义上的经济建设的服务者，而是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关键性依据。美国在小布什时代，基于提高石油、军工集团的账面入账，轻率的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最终的结果则是打乱了自己的全球布局。这个例子距离现在并不是很久远。

在“大经济”观之外，我们同样还需要树立经济领域的“大安全观”。传统来说，商道求利——即商业行为的基本逻辑都是围绕获取利润而展开的，商家是否安定，只取决于利润的盈亏。然而当中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情况则会变得完全不同。一方面，企业经营的成败，不再是单靠自身的经营就能把握得住；另一方面，别人对中国的经济行为，也未必全然是基于账面盈利。

近几年的新闻报道中，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种种困局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有由于所在国内部出现骚乱、内战，导致中企不得不放弃前期投资全员撤离的；有中资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遭到当地武装力量威胁的；有所在国利用法律、舆论来恶意打击中资企业的；还有种种商业泄密等等。

与七十多年前的情况一样，我们面对的并非是一个个单纯意义的商业竞争对手。在西方国家，政、商、军、情报四块的“旋转门”模式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争夺经济利益时，通过舆论、法律、外交、情报直至暴力，以多重手段打组合拳，对他们而言已经是轻车熟路。举个例子，在国外，一场看似普通的社交酒会，谁与谁交谈，交谈内容是什么，这些都会有专业的情报分析机构进行事先设计，并且会对全过程进行监控和实时调整，通过零散的外围信息，最终拼接出完整的信息全貌。

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仅仅靠所谓的信誉、惯例或是纸面规则，显然是无从应对的。只能是外交、国防、安全、宣传与商务相互通气，相互配合，以“国家队”的形式组团走出去，并且有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提供专门的情报支持，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

此外，“经济”还可以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而且是一种可以摧城灭国的战争手段。冷战期间，西方国家通过操控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击垮了苏联财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时至今日，俄罗斯在国际油价上面临的困局，与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之间，恐怕任谁也不敢否认其中存在某种关联。

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同样面临遭遇经济战争的可能。譬如以恶意挤压、并购来打击诸如农业、技术产业来破坏你的产业完整度；通过垄断零售业，以入场标准打击制造商，在特定时期制造价格变动；通过金融领域的刻意做空，来引发金融市场混乱，制造社会动荡……起码从可操作性上说，上述假设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也的确有人希望实现。

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同样需要我们以安全为切入点，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反馈等全部环节，予以通盘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