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如何清算历史，反思过去，面向未来（2）

德国之所以被认为认罪态度好于日本，很大程度上正基于其对这段历史记忆的传承态度。相对于战后在美国羽翼下一直处于稳定的日本，德国经历了四盟国的分区占领、冷战时代的长期分立，也有着战后初期纳粹分子“大赦”复职、新纳粹组织活跃等种种问题，但其政府、社会对于战争罪责的主流认知始终不渝。基督教回忆文化的自责特征、第一代领导人的谨慎立场、保守派史学家将纳粹史与德国传统文化相区分的巧妙诠释、记者、左翼人士的进步要求、美国与周边国家的压力一步步促使“奥斯维辛”进入到德国的国家记忆之中，并在60年代的进步学生运动里完成了转变，战罪的历史负担反成了推动德国在历史政治中前进的动力。这才有了一代代德国领导人的道歉与赔偿，以及历史教科书上对于战争和大屠杀的详实记录。

慰安妇讲诉悲惨遭遇。日本的罪责观仍远远落后于德国，“深陷于政治实用主义”。

而日本的战争记忆则在战后时代逐渐发生着扭曲。日本帝国的殖民扩张史随二战失败而结束，但其历史记忆却并未随之彻底更改，日本自明治以来的侵略扩张并未得到深切的认识和反省。而二战则被日本史学界精细地限定为“太平洋战争”，以试图与过去对于东亚（如朝鲜、台湾等）的殖民占领，对苏联和外蒙的进攻尝试以及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相分割，换取西方社会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以及历史认识缺失而作出的局部认同，并以“终战”这类暧昧的言辞取代“战败”的表述，借广岛与长崎的核爆固化二战“受害者”的形象，推动历史教科书的改写。然而无论是被一再宣传的惨烈守岛作战，抑或是伤亡惨重的战略轰炸与核爆，都是日本长期以来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行径所必然招致的报复。日本政府在做出“道歉”与“赔偿”的同时，却并不为回避“侵略”、“战败”的措辞而尴尬，更有甚者为了帝国的“民族自豪感”而再三参拜靖国神社，归根到底是其在历史记忆上故布疑阵，以图借“道歉”与“赔偿”逐渐淡化自己的历史负担，换而言之，其反思反对的并非自己所发动的战争，而仅仅只是战败而已。

如德国历史学家曼弗雷德？基特尔（Manfred Kittel）所言，“德国的罪责观其实也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但日本的罪责观仍远远落后于德国，“深陷于政治实用主义”。而这种罪责观寄托在历史记忆的传承上，使得德日在战后记忆的解读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对于国家惩罚改造的追根溯源

纳粹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上回答询问。

如果说历史记忆的传承在时间纵轴上决定了德日战后道路演化的不同，那么德日国家惩罚改造框架的差异便决定了二者在最初构建方向上便是南辕北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