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3）

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从“九一八事变”就表现了出来。这里首先涉及到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关系问题。

 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是与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过程相联系的两个概念。八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十四年抗战是包含从1931年开始的局部抗战在内的整个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两种提法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使用。其实质内容并没有矛盾。

东北的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提案，要求肯定十四年抗战的提法和局部抗战的贡献。这个问题其实早就解决。我们一再强调，要处理好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关系。既充分肯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的全民族抗战，又充分肯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局部抗日斗争、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以及华北和淞沪地区的抗战，包括其他一些中国军队的抵抗。两个时段共同构成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阶段都坚持抗日的主张，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但共产党却在事变后第三天9月20日就发表宣言，坚决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满洲省委甚至在中共中央之前，就发表了《宣言》，随后又作出若干决议。

从1931年10月起，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到1932年夏，抗日义勇军发展到30余万人。共产党派出一大批党员、干部组织，到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对其发生了一定影响。随后，共产党又领导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从1936年起，将这些抗日武装改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时达到11个军，3万余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共领导建立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山东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淮北区、淮南区、皖江区、浙东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是中国抗战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全国抗战中，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根据1946年1月我党在和平谈判时期公布的数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的日军，占当时侵华日军总数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1943年是58%，1944年是64%，1945年是69%。最高年份是75%，最低年份是58%。

抗战胜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到抗战即将结束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能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遵循历史的规律，顺应历史的潮流，解决中华民族所面临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始终走在历史和民族的前列。

四、深入研究和汲取全民族抗战的宝贵经验，

坚定不移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的广泛联盟。

统一战线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始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宣言，表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战期间，要不要、能不能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始终存在着复杂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始终维护抗日战争的大局，维护统一战线，同时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巨大作用。

比如，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造成新四军军部及所辖皖南部队大部牺牲和被俘，还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面对这一严重挑衅，毛泽东同志开始时曾经非常愤怒地主张实行军事反击，向国民党的军队发动全面反攻。但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最后确定了政治上反击，军事上防卫的对策，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表现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大局的高风亮节。

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关系，更多地表现在两个战场的分工与合作上。

在纪念抗战60周年时，胡锦涛同志讲话中既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大历史功绩，也肯定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两个战场都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种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受到了国际国内、大陆海外广泛的好评和赞扬。认为肯定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三次合作，会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孤立“台独”分子。

敌后战场是在日军占领区开辟的战场。敌后战场钳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兵力，逐渐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用各种方式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作用，前面已说了，我们都比较清楚。这里不多说了。

国民党政府也开辟有敌后战场。国共合作在湖南衡山举办游击战训练班时，国民党还特地邀请叶剑英以及延安的其他军事干部来给国民党将领、干部讲课，介绍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国民政府建立的敌后战场，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37至1942年为发展期。1942-1945年为衰落期。

与国民党的敌后战场后期衰退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却在度过最困难时期后，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扩大。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成功的，敌后战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是成功的。

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作战而形成的与敌后战场相区别的战场。1937年7月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在全国人民推动下实行抗战，组织了一系列战役抗击和阻滞日军。1938年10月以后，正面战场处于相持状态。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溃败。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局部攻势作战，直至抗战胜利。

 正面战场在8年中共进行了22次会战，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这些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打过一些大仗、胜仗。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在正面战场上，许多国民党将士在抗战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肯定。胡锦涛在纪念抗战60周年的讲话中，列举了四名中国共产党牺牲将领，也列举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四名中国国民党的牺牲将领。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牺牲的将军没有国民党多，所以作用没有国民党大。国民党牺牲的将领确实比较多，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并表示敬意。但这种简单的比较方法并不是太科学。国民党有200余万军队，共产党抗战初期只有4万多军队，将军当然没有国民党多。另外，国民党一直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当然也不愿多给八路军新四军将领授军衔。即使后来实际上增加了很多人员，但国民党依然限制。所以，很多红军时期的军长、司令等等，到抗战时期只能当个旅长、团长、军分区司令员等等，军阶降低。实际上这些人牺牲了很多。

全民族抗战，当然也就包括全国其他党派、其他民族、其他社会力量和人士的作用。除了汉族之外，我国各少数民族同样肩负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在海外的1000多万华侨，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宣传祖国英勇抗战的业绩，捐赠大量钱财物资，支援国内抗战。台湾人民也进行了反抗日本殖民占领和掠夺的斗争。

2013年5月，我率团到台湾进行为期10天的交流访问。其间会见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我们会见将近一个半小时，着重回顾了台湾几百年来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历史，特别是台湾人民英勇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他结合自己的家史，反驳有些人认为日本占领台湾时搞了很多基本建设的说法，强调，日本人建设铁路、港口等等，不是为了帮助台湾，而是为了掠夺台湾的资源。他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尊重过去的历史。

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容侵犯的。任何践踏中国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最终都必然遭到彻底的失败。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当然也决不允许将自己的每一寸领土从祖国分割出去。

五、深入研究和挖掘中国盛衰演变的深层次规律，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建设和发展新型的中华文明

1945年6月26日上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仪式长达8个小时，由50个国家的全体代表按顺序在五种文本上签字。中国被排在第一位。中国代表团没有使用外国的钢笔，而是带来了毛笔、砚台和墨。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当场研磨了一砚台纯净的墨汁。然后由接替首席代表宋子文的顾维钧签字。中共代表董必武也作为正式代表签了字。

这个用毛笔签字的细节很有象征性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进入近代以后，封建统治日益落后腐败，中国也成了西方列强入侵和瓜分的对象。

在近代漫长的历史上，中西对垒的态势，从道义、情感、利益、乃至法律上来说，无疑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冲突，是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但从社会形态、生产方式、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来说，又是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关系，表现为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矛盾。马克思把这种特殊的性质，称之为“离奇的悲剧”，即：一边是半野蛮人的陈腐世界，一边是文明人的现代社会。但陈腐世界的代表奉行的是文明的道义原则，采取的是自卫行动；而现代社会的代表奉行的却是野蛮的暴力原则，采取的是侵略行动，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矛盾关系。

这种离奇的悲剧不断地在中国的舞台上上演。于是，也就愈益明显地向20世纪的中国提出了两个重大的任务：救亡与进步。救亡，是反对帝国主义、解决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生存问题。进步，则是主要反对封建主义、解决业已陈腐的社会如何赶上世界潮流的问题。不救亡，就没有自己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立足之地，也就谈不上社会文明向前进步的问题；但如果不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尽快赶上时代和世界的潮流，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救亡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反抗日本侵略的同时，也积极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加强经济建设；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原则，组织开展基层直接选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议会民主制度，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增进党政军民团结。1940年11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定了《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中国共产党还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也进行了揭露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