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资本：特征、功用及其积累（2）

(二)历史性

不同地域的不同高校在各个时期所拥有的学术资本是不尽相同的，它是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

第一，从知识(显性或隐性)层面来看，新型高深知识的占有会增加学术资本积累，高校就会面临快速发展阶段；反之，旧的高深知识经反复使用会逐渐普及，从而转变成不再高深甚至是谬误，高校如果仍然坚持这种学术资本则必然面临发展危机。中世纪萨莱诺大学衰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新知识的极力排斥。

第二，从学术声望的层面来看，不同地域的不同高校在各个时期所拥有的学术声望显然不同。当显性和(或)隐性的学术资本增加，高校快速发展，高校声望学术资本会自然增加，反之高校声望学术资本就会降低。

第三，从交换对象和形式来看，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高校也不尽相同。中世纪大学时期，高深知识作为商品交换的直接对象是学生，间接对象是教会组织(培养牧师)和世俗政权(培养律师、医生等)，主要通过教学活动来完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高深知识作为商品交换的直接对象转变为国家，无论是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德国大学，还是将科研游离于大学之外的法国大学，这种交换主要依靠政府来买单，交易活动在教学之外又增加了科学研究。

20世纪以降，以高深知识作为商品交换的利益相关者日益复杂多样，从个人到组织，从政府到民间，高校学术资本日益趋于社会化和市场化，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成为学术资本交易的“三驾马车”。当高校学术资本交易过度泛化，渐渐演变为以追名逐利为目的并超出知识、道德，甚至是法律的边界时，学术资本主义现象便产生了。

(三)非均衡性

所谓非均衡性，主要是指在同一段历史时期内，因高校所处学术位置不同、拥有的学科专业各异，当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活动将高深知识以商品的形式与外界进行交换和流通时所实现的价值增殖量的差异性。

就学术位置而言，在同一历史时期内，那些处于学术中心地带的大学往往要比处于边缘地带的大学拥有更加丰厚的学术资本。譬如，中世纪时期有“母大学”之称的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与其他“子大学”，所拥有的学术资本总量是不均衡的；就当下中国大学而言，“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要比地方普通院校拥有更多的学术资本。

就学科专业而言，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因高校所拥有的学科专业不同，导致学术资本拥有量各异，即使在同一高校内部，因各院系所在学科不同，也导致高校内部学术资本的非均衡性。那些处于与市场或社会密切联系的学科，往往较为容易将学术转化为资本；反之，那些处于与市场或社会较远的学科，因缺乏外部吸引力，往往比较难以将学术转化为资本，从而表现为资本相对困乏。众所皆知，知识的价值在不同时代会伴随人的主观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转变。一门学科知识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显学”位置，但在另一段时期内将会退隐，譬如中世纪大学的“神学”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后，其学术地位逐渐为其他学科所取代。

无论是对于高校个体而言，还是对于学科专业而言，学术资本的非均衡性都有一定的限度。当超越了一定限度，阻碍了大学或学科发展时，要么旧的大学或学科的统摄地位丧失，如中世纪的巴黎大学被法国政府强行取缔，中世纪大学的“神学”地位被德国大学的“哲学”所取代等；要么就会有新的竞争性大学或学科出现，如牛津大学之后出现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之后出现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之后又出现了“专业博士”等。

(四)无形性和依附性

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是无形的，因此学术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但无论显性高深知识、隐性高深知识，还是学术声望都必须依附于特定的人或物。当高校学术资本依附于教学科研人员而存在时，就表现为高校人力资本。但高校人力资本绝不仅仅包含教学科研人员，还应当包括管理人员、教学科研辅助人员等。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高校学术资本应当是高校人力资本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此外，高校学术资本还可能依附于特定的物而存在，譬如，显性高深知识所依附的著作、论文、发明、专利等，隐性高深知识(主要是价值观、组织文化)所依附的校徽、校训、校歌等，学术声望所依附的哈佛铜像、北大红楼、清华大礼堂等。严格说来，这些可视物是高校物质资本和高校学术资本的复合体。著作、论文、发明、专利等虽然是可视的，但是其中蕴含的高深知识却是无形的。校徽、校训、校歌表面上虽然是可见的，但是其中蕴含的高校价值观和组织文化却是无形的。哈佛铜像、北大红楼、清华大礼堂伫立于大学校园，看似是学校的物质资本，但是所展示的却是高校无形的声誉和品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校所拥有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虽然与高深知识的生产密切相关，但不属于学术资本的范畴，而应归属于高校物质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