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革下我国大学发展的抉择

一、时代变革与大学发展

时代变革对人类生活有深度、广度上的影响，体现在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类共同体架构的深刻变化和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结构的完善。毋庸置疑，时代变革对大学发展也产生一定影响。如今，全球处于工业化、后工业化并存时期，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厚重的工业资本优势，引领后工业发展潮流，发展中国家正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紧追后工业化步伐。如此复杂的时代环境，变革的要旨、目标也扑朔迷离。如何透彻时代变革，引领社会进步，是大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大学肇始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成员有机地、凭着爱好聚集在一起，一般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对社会财富贡献较低，往往大部分时间用来对知识、美德的不懈追求。这种时代特征是物质不足、时间过剩，寡欲成为美德，“清贫人士”受到赞赏，且宗教对世俗严格统治，宗教思想起着权威作用，任何成果，包括思维成果、生产果实都是神的恩赐[1]。而大学所受约束要松一些，大学成员的流动也自由。很遗憾，大学处于这一阶段，并未做出全局性的突出贡献。即使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对中世纪陋习进行批判时，大学也未能积极地参与。中世纪时，大学是“象牙塔”，处于社会的边缘，是农耕时代的使然。

16世纪后，培根、笛卡尔等倡导知识应该具有实用价值。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大学仍然不是主角。我们知道，此时蒸汽机、纺织机的发明并不是知识人才的研究成果，而是一般技术工人；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开创了大学新时代，大学很好地把握了时代命脉，标志着大学逐渐走向舞台中心，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水手；二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即是后工业时代开端。但全球范围内，工业化、后工业化长期并存。为此，大学既要承载自身使命——教书育人、传递知识，也要担负信息技术拓展、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职能。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回应了时代需求，正在推动着一系列改革。大学的科研成果正通过转化进行规模生产，是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

二、工业化与大学发展

工业化是民族国家达成经济腾飞的核心路径，是国民经济社会一系列基本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是不断前进的、动态的，是生产力的不断变革[2]。工业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始经济增长、早期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初始阶段工业化主要靠原材料集聚，依赖基本的生产要素和廉价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起步时，易采用这种途径，即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在此情况下，企业本身生产工艺低，没有创新，必须依赖外国经验，以达模仿；第二阶段，企业投资高效的生产设备，常以付专利费、合资等途径寻求外国的技术，自己也能进行一些技术改良，不再局限于外商的指导。尽管技术进步了，有消化、吸收、改进能力，但仅能满足国内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差距[3]；第三阶段在20世纪前期，经济学家开始探索工业化的新模式。索洛认为新的动力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学家舒尔茨、贝克尔秉持人力资源要素。熊彼得认为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进行创新和管理。此时，工业化发展不再依赖物质而是依赖人的创新管理能力、高效的生产技术，除了改善生产技术，自身也有创造力，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研究机构和大学开始发挥关键作用。

工业化既使得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转变，也使得人类生活的方式、观念和社会文化领域骤然变革，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凸显。在农业文明时代，知识的增长是缓慢的，知识的获得大都是对先辈经验的吸收和延展，知识形成基本依赖有闲阶级的推理。奴隶社会上层阶级对知识的探索仅在于自身修养的提升，不会对生产性知识太感兴趣。封建社会生产技术有所提升，但农民劳动果实大部分被拿走，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也丧失。知识被地主阶级所垄断，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品，不会对新知识产生起到促进作用。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工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工人的自由度相对高，为工业发明提供了动力。工业发明主要依靠技术工人和科学家，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明主要靠产业工人的努力。直到19世纪，科学研究才真正开始实验室化，并以科学知识为导向，推动了生产技术急剧提升[4]。可见，工业发展必须逐步摆脱物质资源依赖，转向知识积累，提升劳动力的生产技能和科研人员的创新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