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2）

2.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五四”以来的我国新文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比之传统的旧文学，它在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怎样的关系？

张炯：应该说，关系至大。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迄今已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都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它开辟了我国文学的新的人民文学时代，即表现人民并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8—1949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到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和人民革命根据地文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传播过程虽发生过左倾幼稚病，但逐步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从介绍部分观点到走向全面系统的介绍。高峰是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第二个时期是1949—1976年。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和选集先后出版，《毛泽东论文艺》等书的陆续问世。但这期间由于毛泽东左倾思想越演越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错误和极“左”文艺思潮一度肆虐。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至今。先是高举邓小平文艺理论旗帜，批判了极“左”文艺思潮，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在传播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做了更深入更全面的工作。如根据德文译本重新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以及毛泽东、邓小平论文艺的著作。实施了中央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更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和中国化的过程，是我国文艺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将之作为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创作指导的理论基础的过程。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翼文艺的兴起和发展，从以延安为代表的人民革命文艺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波澜壮阔的人民文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从曲折走向繁荣的过程，都可以见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日益强大的影响。

3.文学作品多方面的功能与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中心学习组扩大会议上作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的报告。您能否简约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内涵？

张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述，内涵十分丰富，涉及文艺本质论、创作论、功能论、生态论、发展论和批评论诸多方面。就本质论而言，如马克思曾提到“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他还把人们对世界的哲学把握方式跟艺术把握方式相区分，认为艺术总是要发挥想象的作用，以形象去把握世界。毛泽东也认为，现实生活与文学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文学艺术的美的特质，并将文艺与政治、道德、宗教、法律、哲学等非文艺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但是，他们又肯定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性。马克思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可见，反对文学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学正是“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的表现。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无疑都深刻地指明文艺的重要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创作论对中国文学创作起到怎样的指导作用？

张炯：文艺创作论涉及文学创作的源泉、过程、思维，涉及文艺与现实、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艺术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这些方面，如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同时他又认为，艺术美可能高于现实生活的美。他曾肯定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但他又指出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及其思想情感和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恩格斯谈到巴尔扎克的创作时，既赞扬他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指出他的世界观局限对创作的影响。这说明，他们都既重视客体作为创作源泉的作用，又十分重视文艺家作为主体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有些文艺理论家认为文艺创作的特点是用形象思维，不应有理性参与。但小说、散文、戏剧，特別是长篇作品的创作，完全没有理性及其形成的世界观起作用，那是难以做到的。可见，经典作家这方面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创作、指导创作都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学本质的剖析，那么对于文学的功能与价值，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认知？

张炯：功能即价值，说明文艺对人有什么用。经典作家不仅肯定文艺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价值和功能，还从更宽泛的视角看待文艺的价值与功能。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就谈到历史的真实性和形象塑造、情节设计、语言运用等方面的审美性，还谈到，“您所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毛泽东谈到具有艺术美的作品，如何由于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典型、更理想而具有认识和思想推动的作用，“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并说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他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就不是一般地谈论作品的认识价值，而认为文艺作品还具有历史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的认识价值。毛泽东说文艺作品可以起伟大作用于政治。这也超出了一般的文艺价值视域。如《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便可证实。把文艺价值和功能提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高度，并指出这是文艺的“根本问题”，这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题。他们的上述论断都超越了前人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