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语言透视两种传播形态的互动（2）

二、互联网群体传播对大众传播的“同构”⑦提出挑战

大众传播出现在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性社会中，本质是建立秩序和权威，以专业化、垄断化的媒介组织为传播者，面向成分复杂而广泛的受众，充当把关人，运用含蓄意指和元语言生产一致舆论，实现能指和所指的胶合状态，实现着社会的“一致化”和思想的“规范性”⑧。大众传播以常态语言符号为主体，这种符号蕴藏着社会文化规约和束缚，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思想窠臼，一种集体无意识，使人成为由特定语言符号所塑造的语言人，成为福柯所说的“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⑨。在语言中，表现为锁定能指和所指唯一关系的同构现象，“能指被认定为所指的直接呈现，主客观世界可以通过语言直接表达，二者关系已经模式化和固定化”。⑩然而互联网群体传播场域的出现，大众传播统帅话语权力的局面发生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诉诸隐喻、换喻、借喻和各种象征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非常重视并不断发明各种符号、信号和象征，以此完成‘不可表达性’的目的”(11)。群体传播对大众传播的同构提出了挑战。

“APEC蓝”符号的出现，既突破上面描述的常见的网络语言生成方式，同时借助互联网群体传播的特征，打破大众传播所同构的主流话语。这其中的同构因素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语言符号规则方面，两个能指部分“APEC”和“蓝”没有变化，放在一起却产生新的意义。在语言的横轴组合(12)中，这两个词本不具备组合关系，我们可以说“APEC会议”，可以对APEC进行评论，但把蓝加进来，就打破了常规的符号素排列规则。其二，这种形式上的突破，契合了当下自然环境的变化。北京近年来多出现持续的雾霾天，会议期间的气象条件原本并不理想，最终形成的清新空气有很大人工干预的因素。平时持续的雾霾天和会议期间理想的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其三，大众传播语境中的意义缺失。主流媒体重点报道集中在APEC带来的经济实惠和政府对会议主办的大力投入，没有对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情况留有舆论空间，群体传播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从而引发对APEC主流形象的鲜明反差，表达出戏谑、嘲讽、不满等情绪的新的所指意义。这样的语言符号不可能一开始就出现在大众媒体中，正是如此，才使得群体传播中的符号变异有了可能。

“现代主义追捧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压制和贬低非主流文化；而后现代主义质疑既存的思想格局、等级秩序和话语体系。”(13)互联网群体传播形态的凸显带来了重构符号意义的可能，无论是对能指的破坏再造还是对所指意义的重新释义，都体现了网络语言张扬的个性、思维的多元化、反对传统、勇于突破固有模式的后现代性(14)，群体传播用游戏的方式进行语言狂欢。从传播形态的发展来看，我们经历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繁荣的时期，传播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进入了互联网群体传播的时代，语言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受规则制约，不同的传播形态会使用特定的规则决定话语如何表达，词语的意义以及传播中的使用方式(15)。群体传播中的语言在不停地“漂移”，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观点来看，意义通过“互文”的方式在不断地“延异”，形成一条无限延伸的能指链，意义处在无穷的延宕状态(16)。“APEC蓝”在社会化媒体中的快速流传，主要是用户之间不断对意义的补充和戏谑的接力游戏，才能在较短时间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漂浮”的能指和“滑动”的所指赋予了当代网络人际交流以语言狂欢的游戏化色彩。(17)互联网群体传播重组大众传播中缺失的意义，从而消解了旧有的传播权力中心，打破同构，实现意义的狂欢。

三、符号意义狂欢的背后埋着隐患

互联网群体传播呈现出巴赫金(18)笔下的后现代主义“狂欢化”特征，以“人人平等”为信条，宣泄式的对抗主流文化，颠覆打破传统秩序，形成全民参与的集体狂欢。互联网群体传播有许多大众传播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以颠覆传统权威的方式带来了新媒体的狂欢。但这种狂欢的背后埋藏着巨大隐患，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信息量过载和信息碎片化的问题尤为突出。大数据时代，信息呈指数级增长，导致注意力分散，同时大量无用或无效信息挤占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大众传播专业、系统的信息制作和发布模式，多靠兴趣纽带和人际关系建立的群体间互动，使信息呈现出散乱、碎片的特征。受众的注意力变短，颠覆性的语言更容易吸引关注和眼球。对哗众取宠的碎片化信息的追逐，使人们缺乏系统的逻辑思维，势必降低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

互联网群体传播中的信息呈病毒式的传播特征，新建的符号意义包含着大量暂时性的潜在语境信息，短期内集中爆发力强，当时过境迁，这种暂时嫁接的意义很容易褪去，持续力非常弱，因此群体传播中的意义需要不停地“延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网络语言段子层出不穷，不断注入新的意义，才能延续符号的生命力。不断地拼接、戏仿延异符号的意义带来一种狂欢式共同参与来满足符号的“景观”价值，但这种传递往往经不起时间的磨炼，随着热度慢慢退去，新的舆论热点又会被“制造”出来。

社会化媒体中的情绪化特征很明显，互联网群体传播使得用户的意义理解由理性趋向感性，由感性趋向情绪化，甚至成为情绪的泄洪口。情绪又有极强的感染力，以轻松、调侃、幽默、娱乐、戏谑、讽刺、影射等方式解构大众传播的正统、正面、主流、权威、强势符号所指。网络段子大多是对主流媒体符号意义的颠覆，反映出受众情绪发泄的表达方式和情感交流的需要。

当戏谑和讽刺普遍成为一种蔓延态势，反倒成为一种流行时尚，造成网络信息娱乐化的倾向非常严重。“我爸是李刚”原本是对“官二代”问题的针砭，当网民的热情挥洒在编造无尽诗词歌赋小说故事的段子当中，当阅读者以一种很“懂行”的心情来看待这些信息时，最初的颠覆已经演变成娱乐化的调侃和情感认同，很少有人能记得事件的真相，鲜有人关心事件的结局，为此类事件做过认真思考的群体更是寥寥无几。

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创造力在于瓦解大众传播的符号同构，但新的意义仍然是建立在对原有关系的破坏基础之上，旧的同构的影响依然存在，换个角度看，正因为原同构力量强大，才使这种破坏显得颇为轰动和颠覆。此外，无论是能指的改变还是所指的替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行为，在符号变异过程中不断离开原有的同构意义，产生新的意指关系，当人们习惯于这种颠覆性的意义狂欢中，久而久之可能又会带来了新的同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