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次城市化浪潮带来的启示

原题：中国三次城市化浪潮的启示

横向看：与世界比较，我国城市化浪潮发生的时间更早，形成的规模更大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社会已经历过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端于欧洲，以英国为代表，与工业革命发展相伴随，1750年英国的城市化率为20%，到1950年基本完成城市化，历时约200年；第二次浪潮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的城市化，186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为20%，1950年达到71%；第三次浪潮发生在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南美诸国在1930年的城市化率为20%左右，到2000年也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历程。

我国的城市化也经历了三次浪潮。与世界比较，我国城市化浪潮发生的时间更早，形成的规模更大。

第一次，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败，诸侯纷纷建立“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小国”， 各自为政，大兴土木，开启了城市化运动的滥觞。一些城市的规模已经超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考证，面积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码就有15座。搞得最好的是齐国首都临淄，面积达19平方公里，以苏秦对齐宣王的报告看有“七万户”，按平均每户5人计算，是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即使是在希腊城邦臻于极盛的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29年）执政时期，雅典城的人口也才15万人，不到齐国首都的一半。根据学者的计算，整个春秋战国35个诸侯国建有城池600个，也有专家称有800-900个，春秋末期的人口总数为3200万人，而城市居民人数就多达509万人，城市化率达到了15.9％。齐国有大小城池81座，以每城万户，每户五人计算，平均每城常住人口5万人，齐国城市化率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第二次，宋代。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期，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达到了22%。当时，打破了唐代以来城坊制的旧格局，实行街巷制的新体制，并大力发展各类手工业、服务业、娱乐业、广告业，同时取消流传千年的宵禁，大兴夜市，而且，户籍制度也不像唐代那样严格（唐代户籍分为编户和非编户，编户称为良民，非编户称为贱民，贱民不得独立门户，须与良民共一个户口本），流动人口统称“浮客”， 在城市居住一年即可落户，不少城市，浮客已多于主户 。两宋时期，见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多个，其中一部分市镇，不论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发达程度，都超过一般州县。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和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的人口都超过100万，同时期的欧洲人简直无法想象这个数字。据罗兹曼的计算，一直到1500年前后，欧洲最大的4个城市是米兰、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只有10万至15万。

第三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到2014年的54.8%，赶上了世界的平均水平。特别是1998年以来，城市化发展速度呈井喷状态，年均增长近2个百分点。英国城市化水准从26%提高到70%用了90年时间，法国从25.5%提高到71.7%、美国从25.7%提高到75.2%，都用了120年。中国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13年的53%只用了20年时间，预计提高到70%也只需要40年时间。

纵向看：中国三次城市化浪潮有何不同

一是背景不同。第一次是在诸侯争霸、各自为政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二次是在太平盛世，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三次是在城乡二元制的溃堤效应下展开的。所谓“溃堤效应”是指，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道户籍制度的高墙把农民进城的路堵住了。80年代后期，随着物质的丰实和户籍管制的松动，农民才被允许自带口粮到城里走一走，随后城门被农民彻底挤破，2亿多人涌进城市，城市化率迅速攀升。

二是动力不同。第一波是政治推动。“城”在辞海的解释是“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墨子》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冷兵器时代，谁的城池建得牢，谁的胜数就大；谁的城池建得大，谁的势力范围就大。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城堡）的发展，无疑是诸侯争霸、开展军备竞赛的结果；第二波是市场推动。“市”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是“买卖所之也”，《周易》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渐渐由“城”的防御功能转向“市”的市场功能。宋朝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无疑是生产力迅速提高的结果，是市场充分发育的结果，赵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当时，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宋代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这一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跨越”，不是来自亚平宁半岛上那个叫作“佛罗伦萨”的地方，而是公元十一世纪的宋朝。第三波是城市的拉力和政府的推力共同作用。由于城乡差距过大，在“外面世界”的诱惑下，一个个农民从田头涌向城头。“蓄之愈久，其发必速”，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9亿，比俄罗斯总人口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