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次城市化浪潮带来的启示（2）

三是目标不同。第一次是“防御﹢贸易”；在春秋战国之前，建筑城廓是“国之大事”。但是与领主等级关系相适应的城市等级的存在，和周礼严格等级制的限制，封建领主对城邑规模定制大都能恪守不渝。到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为在争霸中发展势力， “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居人”。第二次是“贸易﹢防御”；宋代，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区域与平民区域划分的严格界限，将平民的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发展城市不再是为了防御而是发展经济。“澶渊之盟”的签订，也许让宋朝明白一个道理“弱国无外交”、“发展是硬道理”。第三次，一是社会需求，二是“形象工程”的驱使，三是对GDP的崇拜。改革开放，国门一打开，突然看到自己与外国的差距简直天壤之别，于是奋力追赶，千方百计与国际接轨。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造城运动”，一是钱好来，GDP和财政一下就被推高；二是政绩好看，城市就是地方的形象，城建好了，形象就美了。

四是效果不同。第一波，“城”化的特点明显，巩固了诸侯政权，但同时也加剧了礼崩乐坏的悲剧；第二波“市”化的特点明显，到了宋代，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的农业，有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有全球最牛的造船技术，有最繁荣的海外贸易，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公元1000年，农民工收入，按当时买大米的能力，转换成今天的大米，再按今天的价格折算成现金，相当于3200美元的收入，正好相当于2008年人均GDP。汴州热闹繁华的程度在《清明上河图》中刻画得清清楚楚。“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这在很多人眼里简直就是一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小资”生活；第三波，城镇化成为追求GDP的手段，结果GDP上去了，但民生却没能上去；城镇化成为建设“形象工程”的手段，结果形象起来了，但民心却冷落了；城镇化成为发展房地产的手段，结果房价起来了，但需求下去了；城镇化成为大搞“造城运动”的手段，结果新城涌现了，但农村衰落了。

一应松动行政级别的束缚。不同类型的城市，其市长虽然都称之为市长，但其行政级别却分三六九等，从正部到处级，级别距离其背后则是权力大小，权力大小背后是调动资源能力的大小。这种制度设计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城市之间的不平等，人为地为小城市设置了天花板，即使条件再好，想冲破这个天花板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一些条件好、区位有优势的小城镇在天花板的挤压下往往畸形生长，要么个头不大，要么功能不全。必须尽早冲破这种行政级别枷锁，让城市去级别化，让不同的城市同在一个穹顶之下，舒坦地生长，茁壮地成长。

二应扭转资源错配的格局。我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建在县以上城市，而美国33个州的大学多分布于城镇中。中国80%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里。资源的错配形成马太效应，导致城市病在一二线城市愈演愈烈，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长期处于投资不足状态，普遍存在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应借鉴国外的经验，按人口密度和集聚程度配置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要让所有的人都有均等获得感，不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大家机会均等，公共服务差距不大，只有这样，人口流向也才会均等化，社会才能均衡发展。

三应突破制约市场发育的约束。一个良好的城市应该是一个“绿色化”的生态系统，如同一个森林，既有高大乔木，又有低矮灌木和绿遍山野的草地，共生共长，才能生生不息。一个抛弃小商小贩的城市，必然会被时代抛弃。尤其是一个处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城市，要激发大众创业，调动万众创新，必须冲破制约市场发育的枷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负面清单制度，营造一个法治、公平、宽松的市场环境。

四应打破城乡二元格局。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国三农作出了巨大贡献：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建设年代，农业支援工业；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尤其自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管理的颁行，更将这种贡献制度化。自此，三农贡献便有了制度约束。更重要的是，二元制度很快演绎出二元社会，二元社会又孕育出二元文化，二元文化导致二元格局格式化。从此，城与乡成为两路人，作为城市的老大越来越大，作为乡村的老小越来越小。这种枷锁不破，城乡统筹就难以实现。

五应冲破“原住民”的枷锁。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三民”：乡村的农民、城里的市民和流动的“流民”。最需要解决的矛盾在“流民”。如何让“流民”不流，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

（作者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