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长江与国防（上）（2）

即使实现了大规模的装备远程投送，但不同地形对战斗力也有不同的影响。比如山地和平原，平原的地形适合大部队作战，而真正的战争、最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像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那样的成建制集团军作战，集团军所释放出的合力要大于处于分散状态的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0]

这就是说合力要大于单个的力。但这是有条件的，即这种力只能在平原地带才能发生。中国只有中原和东北平原适合于这种集团作战力的形成——逐鹿中原成了历代割据一方的枭雄们的最高理想，而控制中原就拥有了在山地无法形成的集团军战斗力的地理条件，同样也就有了坐拥天下的条件。

但是这种集团战斗合力也有克星，这就是占中国2/3的山地。多山地形像一把把竖起的钢刀，使进入其中的成建制的部队合力一一分解，由此可以解释蒋介石的欧式军队于20世纪30年代在湘赣山区被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打败的原因。如果说山地是游击战的乐园，那么平原则是大部队运动战的理想天地，成建制的大部队在山地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游击战在此却可大显身手，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士可将强大对手在山地消耗得精疲力竭并最终将其一一消灭。同样的道理，从山地出去的游击作战力量如不能迅速学会大部队集成作战，那么也会被拥有强大正规部队的一方所吞没。自古兵家都要逐鹿中原，而在中原的赢家多是运用集成战斗力的行家。

即使是同样的地理环境，由于国家版图的样式不同，其中的交通从而国防功能也是大相径庭。多瑙河是影响欧洲地区的重要河流，与中国长江比较，它被一个个主权国家分成了不同的河段，几乎完全失去了国防功能。

三 长江的国防意义及其战略支点

（一）长江国防与全国国防的联动关系

河流是先于人工陆道的交通线，它因此也就成了中国东西联系从而中国统一的最基础和最古老的纽带。从国防的视角看，如果说长城的意义更多的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犯和外族的入侵，那么长江对我们的意义更多的是国家统一。

中国长江的国防压力多是由北方压力造成的，而中国长江西端即中国大西南的国防压力则更多的是由中国东北压力造成的。在唐宋以前，中国北方压力主要出自西北，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东南，南北战事多集中在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之后，中国北方压力逐渐由西向东推移，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西南，南北战事也由东南沿长江长向西南转移（如表1所示）。

我们看到，从先秦至明朝，陕西共发生战事1281次，战事最少的只有先秦和元明时期，分别为46次和79次，仅占战事总数的9.9%。元始，西南战事骤增。贵州、云南共发生战事177次，其中有123次发生在元明时期，占69.5%，其中云南发生战事78次，贵州45次。元之后，南北战事沿长江自东而西转移，这显然是由北方特别是东北压力所致。清初，云南平西王吴三桂率众作乱，大西南安全形势迅速恶化。民国时期，日本人又从东北一路南侵，蒋介石迁都重庆，大西南成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大后方。新中国成立后，美苏从南北对我构成威胁，毛泽东说：“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11]接着就开始搞三线建设，重点是西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