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长江与国防（上）（3）

（二）长江国防的支点

长江国防是一个体系，重庆、武汉和南京是支撑这个体系的三大支点。

1．重庆

重庆地处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有“山城”之称。重庆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东北部靠大巴山、东南部连武陵山。流经重庆的主要河流有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阿蓬江、酉水河等。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流程长达665公里，横穿巫山三个背斜，形成著名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该峡位于湖北省境内），即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嘉陵江于渝中区汇入长江，乌江于涪陵区汇入长江。

在宜昌三峡大坝修建之前，中国大西南进出中原的第一个稳固通道接口就是重庆。八年抗战中，在东部沦陷历史条件下，大西南成了中国安全的最后基地，而重庆东端的宜昌则被认为是中国绝地抗战的“最后的国门” [12]。在其他道路基本被炸断的情况下，连接这“国门”的最后的通道就是长江。

鉴于连外接内的特殊地理位置，重庆在历史上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比较著名的争夺战是1258年秋蒙古与宋王朝间发生的“钓鱼城之战”。蒙古帝国大汗蒙哥率4万主力欲夺取四川，然后顺江东下，与诸路会师，直捣宋都临安（今杭州）。宋军在钓鱼城坚守五个月，蒙哥攻城中矢身亡，蒙军被迫撤退。蒙古南侵宋朝的军事行动由此受到重挫。

三国中刘备是比较早地意识到重庆战略地位的政治家。在夷陵之战中的失败使刘备认识到了重庆的战略意义。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13]永安位于今重庆奉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刘备定永安是因为他自觉无脸“复回成都见群臣”[14]，这是不对的。刘备将鱼复县改名为“永安”喻意“长安”，有改都于此的含意。在此，刘备招诸葛亮商谈传祚之事，随后逝世于永安宫，从这一系列事件逻辑看，他已认识到重庆对于蜀国东进战略的全局性意义。1953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与即将赴越南的韦国清谈话时说：“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15]成都使蜀国在汉中、荆州之间两分兵力，结果两边都够不着，这是刘备夷陵之败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借曹操的话说：“刘备很厉害，不过得计稍迟。”[16]这个“计”，笔者认为并不是“隆中对”中的“计”，而是说刘备认识到重庆的战略地位的时间——很可能就在失去荆州后——太迟，但比起诸葛亮，刘备可能是蜀国政治家中最早认识到重庆的战略地位的时间的人。这一认识是用血换来的，诸葛亮数出祁山而败北的教训又反证了这一真理。

鉴于重庆所具有的特殊战略位置，1939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将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即直辖市）。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随后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为西南大区代管的中央直辖市（1954年撤销[17]），而当时西南大区驻地亦设在重庆。1997年3月1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将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合并，成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重庆至此在历史上第三次成为直辖市。控制重庆就扼住了大西南东出与中原西进的交通枢纽。

重庆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两端接连的都是中国安全的重要和关键地区。重庆西连四川盆地，东接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

四川盆地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都很丰富。西南地区只有四川盆地能提供较大规模的人力和财力。三国时广汉王累曾献策刘璋：“资益州之富，凭天设之险，以此成帝业，犹反手也。”[18]因此，抓住四川也就控制了西南。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后即兵向四川。同年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19]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就明确告之：“西南重心是四川。”[20]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21]

2．武汉

出了重庆，就进入以武汉为重镇的长江中游地区。如果说重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后的国门”，那么，武汉则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命门。武汉历来被称“九省通衢”之地，从武汉沿长江水道行进，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向北溯汉水而至豫陕，经洞庭湖南达湘桂。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南宋诗人刘过[22]在《襄阳吟》中称“襄阳真是用武国，上下吴蜀天中央”，“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23]。以武汉为中心的今湖北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历史分合大幕起落之地。秦将司马错曾放言：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24]。

与东北、新疆比较，长江的安全则最具全局性。武汉在中国历史中具有上述分合节点的作用，是由于武汉所处地段是长江东西防御的“七寸”所在，它既是东西两段间最易攻破的薄弱环节，又是南下北上的交通枢纽，在地缘政治上它符合“黄金分割”[25]原则。武汉得失，关乎全局：失了武汉，中国分裂；占了武汉，中国统一。对武汉的控制就是对长江的控制，而历来对中国的控制最初都表现为对武汉的控制。魏蜀吴三国的分裂形势就是在赤壁之战后确定的，同样，蜀吴联盟的破裂也是从荆州蜀吴易手开始的。1853年1月洪秀全攻克武昌及当年3月定都南京，中国南北两分；曾国藩1854年10月夺取武昌，十年后（1864年）便攻下南京，中国南北归一。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元旦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并定都于南京。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1927年4月蒋介石国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年10月日本便攻陷武汉。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武汉的形势对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67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