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长江与国防（上）（5）

与蒙哥失败钓鱼城的原因一样,因地形复杂，英国始终不能从西南滇缅方向深入长江，不得已最终还是从印度洋绕道太平洋来到东海、进入中国长江并立足武汉。但英国的野心并不止于武汉，而是将武汉作为与俄国瓜分中国、控制长江，有可能的话，西进入川、打通滇缅与长江的联通，最终达到控制整个中国南方的目的。马汉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指出：英治印度“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38]

太平天国时，英国就利用长江积极干涉中国内政。1851年夏，英国副领事威妥玛（Thoma F．Wade）最早提出关于太平天国起事的报告。1853年2月26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Alcock）向公使文翰（S.G.Bonhan）提交了一份机密报告,最早反映了英国外交官关于太平天国事件的看法。报告认为，中国内战是实现列强侵略目标的极好机会，乘清朝之危，达成交易。“以无限制进出最僻远的禁区为条件，把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挽救出来，从而大大地扩张自己的活动领域。”英国必须以武装为代价，只要“三四只轮船与兵舰”，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即可扭转现在局势，达到诱使清王朝全面开放中国的主要外交目标。[39]1853年，英国公使文翰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M.de Bourboulon）分别乘兵舰访问过天京（今南京），他们先后多次对太平天国进行利诱和威胁，受到太平天国的断然拒绝后，随即向太平天国以干戈相见，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40]。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过江的时候，又受到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阻拦，英国还想将中国沿长江两分。如果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英国达到了目的，那中国就南北分裂了，今天云南、西藏地区等可能也就失控了。马汉说谁“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此非虚言。在这些可能产生的“收获”中，马汉的眼光看到的还有长江东面的南京，他建议列强应迫使“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41]，

除武汉外，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宜昌在长江航运中的特殊地位。宜昌是湖北省辖市，古称夷陵，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宜昌是中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地理区位，也被称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位于长江中上游结合部，地处鄂西山区与江汉平原交汇过渡地带，地形复杂，高低相差悬殊——三峡大坝和葛洲坝位于宜昌市境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宜昌是沿江入川的必经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抢运中“最紧张的一幕”[42]就出现在宜昌。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等纷纷撤退，前线难民和和伤兵洪水般地涌向宜昌。1938年6月25日，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民生公司：前线“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短时内，有五千至一万人到达宜昌，设非在宜昌每日控制一千人运力抢运，必难完成任务。”[43]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日军继续西犯，宜昌岌岌可危，可以说“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44]。至1940年宜昌失守前，“终于在预定的中水位40天内，将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以及陕西、南京、巩县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武汉距宜昌航道仅630多公里。敌机又常来轰炸，前有山险，后有追兵，形势危急以至后来有人将当时将宜昌转运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45]。

3．南京

南京在历史上为六朝古都，它依凭长江天险，北接京杭大运河，可沿大运河北上京畿；南可控制江南富源，由长江水面或东入大海或西抵武汉和重庆。“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以建康（南京）为根本。”[46]顾祖禹说：“盖建康立国，实以东南供亿为之咽喉也。”[47]从战略地位上看，南京“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南为藩篱”[48]、大有虎踞龙盘，震动东南中国的气象。

在明朝之前，西方的坚船利炮尚未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这时的东海和南海对中国东南地区是一道天然屏障，它使盘踞于这一地区的政治力量没有近代那种东顾之忧，以至此间在南方得以多次出现与北方隔江长期对峙的政权。明朝末期，西方列强由海路来到东海。荷兰殖民者趁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于1624年侵入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沦为荷兰的殖民地。

清末，俄罗斯和英法列强从北南两向相向压来，鸦片战争后，东海不保，长江成为外敌侵略中国的入口。中国东南一地已无险可守，此时，南京成了中国政府控制长江入口和进入上海的外来侵略者继续西犯的必争之地。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均建都南京，太平天国运祚仅有14年（1851～1864年），中华民国在大陆也只维持了38年（1911～1949年）。1937年年底，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南京，将蒋介石政权赶到西南重庆有8年之久。这说明，中国明初那种可以海屏护东南政权的安全形势及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优势，至清朝中期后不仅消失而且逐渐——在中国制海权没有建立之前——转化为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因素。1900年马汉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为列强入侵中国出谋划策说：

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49]

马汉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那么控制了这个政府，也就抓住了长江的龙头；同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近代依附于西方海上强国的买办或傀儡政权，都喜欢在南京扎营，如此可以更方便与西方势力勾结。比如，太平天国不愿当买办，它就得不到西方人的支持并被摧毁[50]。蒋介石愿意当买办，却不愿意做傀儡，在当买办时，他立都于南京，得到英美的支持；为了避免当日本人的傀儡，他就跑到重庆，而汪精卫则一头扎回南京，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国没有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至少在台海统一之前，南京无疑具有对外开放和台海统一的桥头堡的作用，但作为国都的选择，则不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其国力提升和海军的壮大，南京这种受制于人的劣势又转化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说重庆连同宜昌是西进入川的“最后的国门”，那么南京连同上海就是中国长江沿岸城市面向太平洋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改革开放后，作为长江战略支点的重庆、武汉、南京的经济功能获得大幅提升，成为拉动长江地区航运的枢纽。“目前，长江水系完成的水运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占沿江全社会货运量的20%和货物周转量的60%，沿江所需85%的铁矿石、83%的电煤和87%的外贸货物运输量要依靠长江航运。长江干线现有10个亿吨大港，万吨级泊位421个，并且形成了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2012年，长江干线的货运量达到18亿吨，是世界上运量最大的通航河流。”[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