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卡梅伦政府对外政策与中英关系发展

与上届联合政府相比，英国保守党政府对外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在自身国际地位定位、与世界主要力量间的互动等方面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而日益迈向“黄金时代”的中英关系无疑是英国外交的一大亮点。

追求大国地位的态势并未根本改变

近年来，英国外交表现出的一些“内倾”特征引发了关于英国对外政策是否放弃大国雄心、走向孤立主义的争论。联合政府执政时期，英国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冲击，同时受到国际力量东移、美国重返亚洲等因素叠加的影响及英国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卡梅伦政府为使英国尽快走出战后最长的经济衰退与低速增长期，也出于2015年大选“拼经济”的考虑，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降低，对外干预的冲动下降。但从长远来看，英国审时度势，硬实力和软实力并用，追求大国地位的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2015年1月，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英国普通民众和意见领袖认为“英国应保持大国雄心”的比例高达63%和61%，达到2010年启动该项研究以来的最高值。保守党新政府执政后，卡梅伦也多次批驳“英国出现战略收缩”的说法。此外，2013年以来英国经济复苏强劲、领跑主要发达国家，也给英国对外政策提供了更大的腾挪空间。

调整对外政策战略重点和优先顺序

保守党新政府执政以来，英国对外政策的讨论和政策实践表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从整体上看，英国外交服务国内经济、政治议程需要的特点更加突出，对外政策的务实性、多元化和灵活性进一步加强，但同时在英国外交政策重点和优先顺序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争论。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兼任首席大臣，在英国对外政策中的发言权上升，进一步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保持经济强劲复苏，重振英国经济仍是其压倒一切的任务。2010年后联合政府在重视英美、英欧关系的同时，开始淡化布莱尔时期充当“欧美之间桥梁”的定位，提出充当“全球性枢纽”的想法，以期“努力适应日趋网络化的世界，发挥全球影响”，与世界主要力量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目前，在2015年大选中得益于英国经济复苏的保守党政府更加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对英国带来的机遇，发挥其传统贸易国和市场开放度高的优势，在与中国、印度等国发展关系中走到了西方国家的前列。

与此同时，英国传统对外战略支点英美、英欧关系一方面在战略和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呈现出增加态势，另一方面“特殊关系”的特殊性有所减弱，二者间表现出一定的背离倾向。保守党新政府执政后，英国所面临的外部安全挑战继续发酵，乌克兰危机加剧、“伊斯兰国”崛起，英国内部出现了检讨对美关系、重拾英美特殊关系的呼声，即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协调，扭转美国重返亚洲以及与德、法等欧洲盟国接近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英国在发展对新兴市场国家关系、全球和地区秩序变革问题上，对与新兴市场国家加强对话、建构共识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英国违背美国的意愿带头加入亚投行便是一例。

英欧关系无疑是英国本届政府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中最富挑战性的问题之一。自2013年初卡梅伦发表布卢姆堡演讲，设定“退欧公决”时间表后，英国政府在对欧关系上的不妥协立场加大了其在欧盟内部受到孤立的风险，降低了影响一体化发展进程的能力。保守党政府希望通过谈判使欧盟做出必要改革，在此基础上，以全民公决方式决定英国是否保留欧盟成员国地位。虽然2015年以来英国反对退欧的民众数量有所回升，但希腊债务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的加剧都增加了公决结果的不确定性。英国政治精英和民众能否在国家主权、利益与建设性参与欧洲事务之间实现平衡，是英欧关系发展的关键。

2015年10月，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利特撰文提出，当前英国应该重新界定丘吉尔三环外交的内涵：三环外交的内环、中环和外环分别为英欧关系、跨大西洋关系以及与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更广义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网络。他认为，考虑到物质资源的有限性和地缘政治的挑战，英国在国际力量网络化时代担当中心枢纽的角色已力不从心，加强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是明智的选择。他特别提出，如果英国的决策者意识不到英国的大国地位与英欧关系的成败息息相关，英国的衰落将是结构性的。这一观点也引发了英国战略界关于英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和优先顺序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