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价格听证定规矩，摘掉“走形式”标签

23日，《湖北省价格条例（草案二审稿）》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对于制定、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价格、收费标准等，应当组织听证。对于这类听证，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主持，并全程公开。听证会上的消费者代表占比不低于50%，并且代表要随机抽取，现场公证。（11月24日《楚天都市报》）

听证会上的“故事”，都脱不掉“走形式”的标签。逢听必涨的结果之中，往往有不少参与概率极高的“听证帝”，参与热情低下的形态中，亦出现了鲜有人报名的尴尬。11月16日，微信朋友圈里一则信息称，青岛市物价局地铁票价听证会公开造假，在岛城引起广泛关注。16日夜间至17日白天，青岛市物价局发布多条官方回应称，三次听证会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分别为18、28、20人，被抽中概率较高。

程序正义决定结果公平。听证会这种“形式化”的状况，跟程序瑕疵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结果往往是“逢听必涨”，几乎很少出现“降价会”。究其原因在于，听证会受相关利益主体的影响较大，并形成了深度的利益捆绑。一者，听证的组织者并不具有独立性，往往是裁判员与运动员集于一身；除了物价部门作为主办者之外，申请价格听证的机构往往成为“幕后操盘手”；二者，听证的民意代表不够，人员来源往往采取指定而非随机选择，结果所谓的群众代表，往往都是“内部人员”；三者，听证的选择面过窄，往往成为“涨多少”的选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表示，要改变价格听证的程序设置，不能让价格听证变成一道涨价选择题。

很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如此才能给听证把关，让其重新回到程序正义的轨道上，并因为公信力而赢得信任。一是要确保听证组织者的独立性，采取第三方机构主持当属于最优选择，也是实现公正听证的先决条件；二是要进行过程的公开，让每个利益攸关方都能了解信息，并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三是听证人数的选择，必须要有相应的条件约束，为了真正体现民意而避免“内部人员”太多，限定消费者或者社会公众代表占比不低于二分之一，当属于最低量化标准；四是代表的来源必须多元化和丰富化，应当采取随机抽机，并进行有效的公证。

其实，为了破解听证“走形式”的问题，很多地方都采取了必要的改革措施，比如2011年，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试行办法》规定，“听证代表不得属于国家机关或公共事务管理组织的在职工作人员(含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合同制雇员)”，此规定引发了外界的强烈讨论。很显然，这种就事论事限制措施，很难达到治本的效果，反而会引发权利被剥压的担忧。因为在公共利益面前，任何一个群体都属于社会中的一员，不应因为职业而权利受限。

事实上，从既有的问题看，要解决听证“形式化”的问题，关键要做到独立性，公开性，透明化，让其脱离利益关联体的束缚。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涨不涨，涨多少的问题，而在于既有程序无法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满足。通过立法的方式给听证立规矩，既能让听证更加规范，也能因为公信力的提升而重获社会信任。什么时候，公众参与的热情不断高涨，社会的满意度不断提升，那么听证才不会成为权利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