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要最为理性地增加收入,一方面又毫无理性地摆出排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宁绍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所产生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以来,宁绍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因为集体企业、个私企业或者“三来一补”的发展,而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集体、个体以及外来资本的乡村工业快速发展。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而且形成了产业集群,从而,在村庄熟人社会内部出现了大量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经济收入很高,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村庄中的一般村民,同时,他们又仍然生活在村庄中,且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些村庄熟人社会中产生并生活于其中的企业家群体或富人群体,因为经济收入高,他们就可以将自己过去的旧房拆掉建豪华别墅,就买得起豪车,就可以办得起豪华婚礼,就可以提高酒席标准与人情往来的标准。
在熟人社会中这些富人的“场面”消费不仅会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与村民发生联系。婚丧嫁娶,无论是人情的标准还是酒席的标准,一开始都大致是一致的。婚丧嫁娶,送人情一次1000元,还人情也就一次1000元了。吃酒席一桌3000元,办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3000元了。村庄富人群体在场面消费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却越来越感到吃力。最终,有少数贫弱的村民难以应对这样的场面消费,他们被排斥出这样的场面消费,并因此成为村庄中办不成事说不起话的边缘群体,成为了熟人社会中的边缘人甚至陌生人。大部分村民则会想方设法通过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在场面消费上跟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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