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应当加强供给侧改革,优化总供给的结构、质量与效益,使国民经济走出供给端弱化的困境。确保有效供给能够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推动经济体系稳健化出清,完成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为此,我们应当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低效企业破产退出机制,推进产能优化重组,完成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重构,稳步实现市场出清。首先,逐步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领作用,使其向能够产生最优产出的领域流动,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其次,重构国民经济微观基础,坚定淘汰落后产能的决心不动摇。因刚性兑付与预算软约束,很多低效企业占据着大量的资金与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优胜劣汰之功,尽快建立低效企业破产退出机制,加快对产能过剩、高污染与高能耗等旧业态的淘汰重组,为新业态成长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第二,在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和制度供给上多管齐下,优化总供给函数中的相关参数,提升总供给的规模、质量与效益。首先,一方面应稳步放开二胎,提高我国年轻人口的数量,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口质量红利。优化教育结构,积极借鉴德国经验,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共同发展,高端研究人才与应用技术人才协同培养,助力产业结构高端化。同时应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土地流转,缓解土地成本上升压力。其次,强化创新驱动,实施跨越式自主创新,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铸经济增长新动力。最后,重视制度供给的作用。一方面应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视人本型城镇化,破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梗阻,实现人尽其才。人本型城镇化亦能拉动消费需求,并有效化解城市中房地产市场的库存,降低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应强化法治建设,将潜在矛盾化解于制度框架之内,降低微观主体的交易成本,为创新驱动和市场化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切实稳定企业家的经营预期。
第三,宏观政策要托底,牢牢守住社会风险底线。首先,货币政策应适度宽松,有效化解潜在通缩,为新兴行业及时输入新鲜血液,使经济体系规避结构调整阵痛期可能引发的“休克风险”。其次,积极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逐步完善激励相容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懒政怠政”,有效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消费和投资,其间亦能使民生得到改善。最后,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分配。要切实为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微观环境重构过程中失业的劳动力做好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守住社会风险底线,确保结构优化改革与宏观大局稳定之间能够达到有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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