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企业家零捐赠背后的慈善文化差异

12月4日发布的《2015年中国企业家公益行为研究报告》称，超过七成企业家捐赠额为零，可谓“一毛不拔”，而互联网行业最“慷慨”，马云排名第一。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与夫人普里西拉·陈迎来女儿出生，并宣布将捐出所持有的Facebook 99%股份(约450亿美元)。（12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

一边是国外企业家热衷于捐款并且是最彻底的裸捐，一边则是国内超过七成的企业家捐赠额为零，两相比较之下，差距可谓相当悬殊。扎克伯格夫妇在孩子出生之日，没有宣布将其名下的财产留给孩子，而是郑重承诺倾其所有捐给社会用作慈善，这样的祝贺确实有些令人惊奇。不过从国外的文化传统来看，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作出这样的决定却并不意外。比如世界前首富比尔.盖茨，在退休时把自己的580亿美元财产全部捐出，巴菲特、库克等人也同样进行了裸捐，要么给孩子一分一毫都不留，或者只是留下极少的一部分。

国外富人为什么喜欢裸捐，“股神”巴菲特的说话或有代表性。他认为，大部分来自社会的巨额财富必须大部分回报给社会。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而将自身的财富奉献给社会，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是人格的最高层次的体现，也是人格教育最重要的方式。正是他们始终坚持了回报社会，才彰显其“知恩图报”的高尚情操。也是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社会文化，才使得裸捐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林则徐有句名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在其看来，给子孙留正太多的财富，其实是对其斗志的一种磨损，不仅无益反受其害。然而在受传统“父财子承”观念的影响，国人往往多重小家而轻大家，习惯于把财产全部留给孩子。殊不知如此做会有极坏的负面效应，主要是对孩子成长带来关键性的影响。事实上也是如此，近年来，富人的最大烦恼就在于，自己创造的巨额财富不知如何处理，而长期在优越条件下并有高度财产继承预期的孩子，不但没有前进的动力，反倒沉溺于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中，染上了各种恶习而难以改正。于是乎，“富二代”也便成了“扶不起的阿斗”的代名词，诸多负面新闻不断，并让诸多家族企业陷入了“谁来接班”的困境之中。

如果按照卡耐基“如果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逻辑，那么中国式的价值观和财富观就确实存在问题。或许有人会说，国外富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有完善、透明而成熟的慈善体系，有超高的税收政策……相反，国内在这方面存在短板，尤其是慈善体系的不透明，影响了个体“裸捐”的认同感。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之前被炒得沸沸沸扬扬“成龙裸捐声明”，尽管当事人与舆论之间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偏差，然而其间的犹豫与反复，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自然就难言“裸捐般的洒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完全有必在审视国外“裸捐”的现象下，对自身文化进行必要的反思。

扎克伯格“裸捐”是给文明画“脸谱”，其行为在其所处的环境中，或许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依然还有着无以替代的参照价值。一个社会的文明，需要扎克伯格式的“裸捐”，更需要“达者兼治”的公共情怀，否则利己主义泛滥之下，社会就难以进步与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扎克伯格通过“裸捐”为自己画了一个“脸谱”，又何尝不是在给整个社会提供一个素材？故而，正视七成企业家零捐赠背后的慈善文化差异，让中国的企业家都能成为扎克伯格，那么中国慈善捐赠的低水平，才会真正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