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10）

重温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们不难发现促成20世纪中国避免重蹈“亡明覆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迅速抓住这个“时局转换的枢纽”[182]、作出了与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它使中国避免了明末崇祯和李自成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最终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悲剧的发生。

事实上，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认识早在日本打入东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泽东说：“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1933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这个提议。”[183]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认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184]9月8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185]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和周恩来同志的推动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面抗战的局面由此形成。1936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说：“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186]

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当然做出了较大的牺牲，但换来的却是日本人等待坐收渔利阴谋的彻底破产。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回应美国作家史沫莱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说法时，毛泽东说：“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不这样说。要检查任何一个政策一个行动的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行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87]事实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生在当年7月7日，就是日本在挑拨国共继续内战无望后所做的“图穷匕见”式的摊牌。1939年日本人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一书中说得分明：“这次圣战的原因，就在于敌人的国共合作。”[188]

今天看来，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下降的时期，崇祯提出的安抚为主、“培养元气”，以求阶级合作共同对外的政策，尽管不得已[189]，但还是非常英明的。遗憾的是，这一由崇祯主动发出的与农民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的正确愿望却遭到具有浓厚“流寇主义”作风的各路农民军透支性和破坏性的利用，以致双方最终走向鱼死网破的结局。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统一战线的经验总结说：“最近十年来，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190]

国共建立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七、社会主义

土地问题解决的好坏历来是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191]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比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为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明白这个道理，继承商鞅路线而获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前230年～前207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从巩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权与民权相统一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仅靠“严刑峻法”加强统治，结果很快便丢掉政权。由此而论，将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归于始皇赢政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所谓“民心”问题历来就不是一个纯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历来资产阶级帮闲文人都在回避这一问题的实质——的问题。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也不是所谓的“独裁”，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192]。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支持。”[193]拿破仑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194]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国家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这是与商鞅一致的路线。拿破仑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对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法国的乃至全欧洲的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195]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196]将贵族的土地夺过来交与农民，利用农民的力量进入贵族行列后，又与贵族们握手言欢，其结果是拿破仑出卖了农民的同时，农民也抽掉了对拿破仑的支持并抛弃了他。

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197]。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注意到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前者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后者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了26种，有《列宁与农民》《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等。”[198]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避免了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小农在获得土地后即迅速两极分化的恶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1958年4月5日，毛泽东告诉罗马尼亚友人：“旧中国一是农民每户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不在农民手里。这是个落后现象。可是这点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农民成为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这些东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农民土地还是很少，生活还很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199]1963年1月21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说：“列宁主义最主要的是团结农民，建立工农联盟，这是最基本的统一统一战线。”[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