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11）

在此，对我们有学习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开始的生产资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所选择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资“禁运”[201]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象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202]，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扩大国内爱国爱党力量。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毛泽东将土地改革看作是扩大和加固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举措。1946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土地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

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紧，但不能常平分下去。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则能巩固地团结他们。[203]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广东省委和华东东局，要求广东和福建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指示只要广东、福建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容易对付的。5天后即11月22日，毛泽东即指示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决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三十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11月30日，电告广东省委，要求：“今冬争取完成十一个县的土改是适当的，望照此努力实施。海南岛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实行土改。”1951年1月，毛泽东告华南、中南局，对海南岛的土改作出具体指示：“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较为加快，似可在1951年秋季完成一半，1952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204]

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205]

现在回头看，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本质上是阶级及建立其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土改赢得了劳动人民的最坚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如此强大不仅使共产党由此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且还打败了支持蒋介石且已拥有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

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206]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207]用苏联的经验解释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的原因也是合适的。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的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批评那种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为“总路线”认识倾向，指出：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208]。“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209]，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210]

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211]1957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时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我们不怕它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至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毛泽东说：“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212]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213]。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其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这样说决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当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国人最早看到这一点。1949年8月，他们就为美国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时，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策略，当月19日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214]

失去生产资料的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新中国建立后，同样的历史难题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同志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并试图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明白要保证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这在古代就是贵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