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9）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4月14日，周恩来会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邀访问中国的美国代表团谈话时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169]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4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尼克松以口信的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邀请。5月17日，尼克松又通过巴方正式答复中国，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170]

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171]当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据基辛格回忆：

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们刚刚到达之后。我获悉周恩来要在会客厅同我见面。我到那儿后，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几个有关晚宴上活动次序的问题。周恩来一反常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尼克松刚刚抵京的欢迎仪式上，会谈未开始，毛泽东就在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轿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至于媒体，也只是被事后通知。[172]

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173]。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这些会谈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174]

历史上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因为没有谁有这样多的资源。拿破仑打欧洲，打得挺顺，1812年又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希特勒打欧洲挺顺，但又向俄国开战，三年后败了；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一联合，日本也是三年便败。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使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那是真正的三国时代，不管是中国、苏联，还是美国，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珍宝岛小小的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175]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176]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177]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美国新世纪外交最大的败笔是再次将中国推向俄罗斯，造成中俄靠近，使美国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后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历史上曾陷入两面作战的帝国，是没有一个不失败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已与俄罗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美国无法战胜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

鉴于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奥巴马政府正在回避战争，但中日冲突符合华尔街军火财团的利益，这样可以拉动亚太军火贸易。为此，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放出既要保护日本又不承认日本拥有主权的含混态度。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看，有限放纵日本以“加固”美国设在西太平洋“防波堤”[178]，避免与中国直接冲突，将是美国选择。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美国“保护”尽管是口头的承诺后，会避免夜长梦多，急于向中国摊牌并以此拉美国下水。与此相对，中国宜采软挤压的方式即不用以国家名义直接冲突（比如朝战中的“志愿军”）的方式应日本的挑衅，这样既可给美国回避的理由，又可让日本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境中最终承认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179]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日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上敌强我弱的大势虽有松动但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熬时间，不伤元气、不搞孤注一掷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六、抗日统一战线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180]。郭沫若在文章开篇处说：

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181]

郭沫若说得一点没错，即使在他这篇文章发表60多年后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对任何一个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来说，都是不能释怀的年份。在这一年由于李自成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崇祯的招抚即建立抗清的“统一战线”的善意，最终导致李自成与崇祯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悲剧。

17世纪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纪同年代的中国历史所展现出的相似的历史逻辑，由于历史剧幕的主角群体不同，演绎出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结果：毛泽东没有成为李自成，蒋介石也没有成为崇祯；日本人更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续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